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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研究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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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科学网上的文《诺奖得主《自然》刊文讨论科研创新》，强调“应重视基础研究与科学教育；多鼓励自主性创新研究”。
搞科学研究的人对这一说法可以说是重复听到过无数遍。但是，对它的理解却相去很远。
文中的这段话：“在现代科学中，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似乎越来越过时而不被人看好了。一些人更倾向于严格管理和规划研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研究预期结果了似的，而这种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想法甚至对科研经费的资助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太过重视应用型研究。”表达了（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hmed Zewail 的看法。
在他的潜意识里，所谓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推动力是“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
这种说法很保守。现代更能听到的是比较激进的说法：出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和义务。
以上两种说法间还有多种，是西方科学界较常见的说法。
“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的例子很多，主要是与一（几）百年前的科学开创和建立期现联系。
这在我国很少见。在我国，首先得有工作，这样才有生活费用。其次，所工作的岗位应是“科研岗”或是“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只有有“合法岗位或身份”的人才有资格搞科学研究工作。至少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意识。第三，“名正言顺”是很重要的。没有足够高的“职称”也就被认为是没有做出“正确的”科学研究工作结果的能力。
因而，“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在我国只不过是极少数人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国，至少在公开正式场合及官方场合，流行的说法是“出于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和义务”。
Ahmed Zewail 提到的：“在现代科学中，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似乎越来越过时而不被人看好了。”表明：即便是在西方，“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也是“越来越过时”。
Ahmed Zewail 在潜意识上批判的：“一些人更倾向于严格管理和规划研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研究预期结果了似的”。确是在各国流行的。这类成功的例子也很多。尤其是在近50年。
由此来看，他的批判是乏力的。
他的补充“而这种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想法甚至对科研经费的资助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太过重视应用型研究。”反而给出了较客观的评价。即：严格管理和规划研究对应用型研究
还是有效的。
Ahmed Zewail是很矛盾的。文中说到：“最近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我的回答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基础研究上，聘用最出色的人才。”
这难到不是严格管理和规划研究的启动阶段？何为最出色的人才？不还是回到：“身份”认定上了！
这句话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Ahmed Zewail 认为：“我曾强调过，如果一个国家的科教和基础科研建设没有牢固的投资作保障，那么这个国家的科研创新无从谈起。”
显而易见，我国社会上的“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的人不可能有牢固的投资作保障。
这篇文章可以归结为：就获得诺贝尔奖而言，我国的基本条件是很差的。也就是希望不大。
但是，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如果研究者是“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而又有牢固的投资作保障，则在这样的研究者有一定的数量时，获得诺贝尔奖是当然的。
我国单一的政府投资方式不可能给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的研究者以牢固的资助。但是，不排除有一小部分人会以其个人财产作为资金来源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很不辛，这种人中的很多人被““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否定掉了。也就是说，即便是一小部分人会以其个人财产作为资金来源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社会也未必能容忍他们或他们的“成果”。
在我国，事实上，科研人员的普遍性的观点是：因为我搞科研，而科研是为了国家，因而国家得给我资助。少了我得骂几句。不给就是不公平。
还有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是：因为我搞科研（教学），而科研（教学）是为了国家，因而我必须有好的待遇。没有好的待遇，我如何能出科研（教学）成果呢？
对以上这类意识的普遍流行我们是不以为怪的。但是，就本质而言，这类意识的根本在于把“科学研究”当成个人利益要求的“合理性论据”。这在我国是太过普遍存在了。
在这种背景下，我看到的长远问题是：我国面临科学研究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上的大众对“科学研究”这一词汇的理解是有贬义的。
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辛的是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的研究者，他必须满足于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成败还得看老天的脸）。否决，如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决策性地位，则只不过是“把“科学研究”当成个人利益要求的“合理性论据”（这类人的研究成果以模仿或造假为主）。
谈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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