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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远：爱因斯坦访沪前的3种相对论期刊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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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访日两次途经上海（1922-11-13上午10时—11-14凌晨；1922-12-31上午11时—1923-01-02上午11时），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相对论热由此掀起了一个高潮，最突出的就是3种很有影响的期刊相继在此前后出版了3个“相对论专号”。其一是1921年4月在北平出版的4卷8期《改造》的“相对论专号”，刊载4篇文章；其二是1922年2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3卷7期《少年中国》的“相对论号”， 刊载3篇文章；其三是1922年12月25日在上海出版的19卷24期《东方杂志》的“爱因斯坦号”，刊载10篇文章。这相比于爱氏在故乡被当面辱骂“相对论是犹太人的一个阴谋”来说，爱氏的中国知音们可谓是最理解、最友好的了，甚至当得知爱氏获诺贝尔奖时，在南京路上被中国青年将他抬起来欢呼。
这3个专号中，《东方杂志》虽出版最晚（爱氏二次到沪一周前），却是最重要和最权威的专号，载文数量上也要比《少年中国》和《改造》为多，并载有爱氏小传、著作目录和爱氏夫妇的合影照片。其中，李润章的《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援自法国郎之万（Paul Langevin）的讲演；心南的《能媒万有引力和相对性原理》取材于日本石原纯的讲演；周昌寿的《相对性原理概观》则涉及相对论的起源、狭义相对论（“特殊相对性原理”）、广义相对论（“普遍相对性原理”）、爱氏宇宙观，以及魏尔（Claus Hugo Weyl）新成果等。不仅如此，《东方杂志》还是我国最早系统报道相对论的期刊。
在此之前，1917年许崇清在《学艺》杂志1卷2期驳论他人文中仅述及相对论；1919年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月刊》1卷2期有理科教授张大椿的《光电作用》，论及“挨音斯顿（Einstein）”、光速、光电效应等；《少年世界》1920年1卷3期张崧年的《科学里的革命》一文也提及相对论。
然而，《东方杂志》远比这些“提及”要系统得多：1919年11月6日，当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天文学会联合会宣布两支考察队对1919年5月29日日食的考察证实爱氏相对论预言后的数月，《东方杂志》1920年17卷3期的“科学杂俎”栏即发表有《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新说》，1920年17卷6期发表有蠢材《相对论原理和四度空间》；当《科学美国人》悬赏5000美金用3000字解释相对论时，博尔顿的获奖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1921年18卷6期发表有《恩斯登相对说浅释》（汪胡桢译），1922年19卷7期又有桐华的文章提及有关“以太与地球相互关系实验”的科学家姓名等。
《少年中国》“相对论号”以魏嗣銮的《相对论》、《读国内相对论著述以后的批评》以及所发魏嗣銮与爱氏的往还信件为代表。《改造》“相对论说”所载4篇相对论文章以爱氏的中国学生夏元瑮的《安斯坦相对论浅释》以及4卷8期补发的夏元瑮《安斯坦相对论及安斯坦传》为代表。
3种期刊相对论专号的出版再次表明，我国在五四运动后，期刊已逐渐取代图书和报纸成为系统地和及时地传播新科学理论的主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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