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son判据的提出，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看会更有意思。

 

据Lawson自己回忆（见欧盟聚变网站上的文章），这个判据是他在1954年到AERE时就开始研究的，正式的说法是他在1955年得到的。而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国际上热核聚变武器研究和试验紧锣密鼓地开展的时期：

 

1951年3月，美国科学家提出基于辐射内爆原理的Teller-Ulam氢弹模型；

1951年5月9日，美国进行George试验（含氘）；5月25日进行Item试验（含氘-氚），确认了氢弹的辐射内爆原理的可行性；

1952年11月1日，美国进行Ivy Mike试验，被认为是第一次热核爆炸试验（但用的是低温液体燃料，装置重达82吨，所以不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氢弹试验）；

1953年6月，苏联科学家完成了“夹层爆轰式”РДС-6с试验装置的研制；

1953年8月12日，苏联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氢弹核试验（爆轰式）；

1954年3-4月，苏联科学家发现辐射内爆原理才是高当量氢弹设计的关键；

1954年10月31日，美国进行了使用固体燃料的Castle Bravo氢弹核试验——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辐射内爆式氢弹核试验；

1955年6月，苏联科学家完成了基于辐射内爆原理氢弹试验装置РДС-37的理论方案；

1955年11月22日，苏联的第一颗辐射内爆式氢弹РДС-37爆炸成功；

。。。

 

有意思的是，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几乎同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些核试验都是在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在思想上：

 

——氢弹研究者们想到的是以辐射的形式为热核聚变提供能量，Lawson想到的是能量的损失主要以辐射形式放出；

 

——都意识到能量Budget是关键：辐射内爆原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利用X光辐射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裂变能量传给聚变燃料，而苏联人54年之前走的弯路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后来的惯性约束聚变，也是基于这一辐射内爆原理。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我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苏联科学家N G Basov同时独立提出了惯性约束聚变的设想。王淦昌先生并领导我国科学家于1965年起就在世界上率先开展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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