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前诗后说因缘

——王伟明的《诗人密语》及其它

 

子  张

 

也许和我的爱好、职业有关，每次收到新一期的《诗网络》，我总是对首栏王伟明的“诗歌访谈”满怀期待地先睹为快。不知什么缘故，去年最后两期的这个栏目却暂时消失了，这令我突然觉得若有所失。直到今年第一期又看到《敢违流俗别蹊行——与邵燕祥对谈》，才仿佛吃了定心丸，恢复了对《诗网络》总体风格所形成的既定印象。

每个用心经营的期刊，都有对自己编刊风格、栏目设计、版式字号诸方面的期许和定位，久而久之，如果这种期许和定位有独到之处，自然会由编者到读者，得到认可甚至固执的认定，并成为该期刊的某种标志。就栏目而言，“五四”时期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的“海外文坛”，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读书》杂志的“求疵录”、“质疑与订正”、“读书献疑”都曾给不同时代的读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盖因其栏目虽小而特色彰显。《诗网络》是个融诗、文、论、译于一体的综合性诗歌刊物，格调高雅而襟怀坦荡，诗缘广结已不止两岸三地，其开设的若干栏目、发表的若干文章往往值得品评，尤其是对著名诗人诗艺探询和对诗歌翻译艺术的注重，最具自己的特点，我希望这两个特点能一直保持下去。

王伟明的《诗人密语》所收十五篇“访谈”就是先作为《诗网络》“诗前诗后”的专栏文章发表而后结集成书的。当初在专栏里，它们是刊物的一道亮丽风景，结集成书，这些访谈成了索解当代诗人创作缘由、考释汉语现代诗艺规律和其它语种诗歌翻译机理的秘笈了。

诗歌研究，可以是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可以是对创作主体的理解，也可以是对诗人与作品之间复杂关系的揭示。王伟明早在十数年前就于编辑《诗双月刊》的同时开始对当代汉语诗人进行访谈了，在《诗人密语》的“代后记”《更阑夜静风雨几许》中，他曾经披露了自己撰写访谈的动机和甘苦。说到“动机”，自然不外乎“寻幽探密”，这包括对诗人自身、诗歌文本以及诗人与作品之间种种关联的追问，但王伟明特别担心的是这种“寻幽探密”很容易变成“揭隐泄私”，“因此，问题总得与作品相结合，以期追本溯源，理清脉络，尤其受访者会否受某家某派以至某论著所影响。无可否认，个人臆测不一定全对，甚至会出现误差，但不管怎样，也不应有‘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谬误。能令受访者畅所欲言、开诚布公，这正好是这类访谈的要害，也是关键所在。”

一方面要使受访者“畅所欲言、开诚布公”，一方面则要达到“追本溯源、理清脉络”的目标，然则何以才能使采访者和受访者达成共识、获得双赢呢？这当然涉及到采访者从目标遴选、方案设计、问题提出乃至具体的采访技巧之周密、慎重的安排了。而在这个完整的过程中，采访者自身的气度、涵养、眼光、学识更是直接决定着访谈成功与否以及访谈结果的质量。

我也对访谈这种形式怀有偏爱，但是迄今为止却尚未结出理想的成果。一个首要的困难就是访谈前的准备工作，核心的是问题设计，而仅此一项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就绝不次于一篇大型论文的撰写。因为问题要提到要害处，就不得不对采访对象有全面的把握，要尽可能通读受访者的所有作品、有关受访者的学术资料，你甚至要比受访者本人更了解、熟悉他。否则如何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读《诗人密语》，通过对每一位受访者设计的各不相同的十二个问题，我能感觉到王伟明那种较“考官”更高一筹的洞察力，以及洞察力背后对采访对象的全面把握。比如大陆诗人灰娃，虽说也算是“老诗人”，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诗坛内外对她都不是很熟悉，直到九十年代她才出版了诗集《山鬼故家》，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并未读过。王伟明的十二个提问却从她的笔名问起，依次提到灰娃的“延安岁月”、进城后重返乡村、“文革”时期的“精神分裂”、诗歌创作的缘起与渊源，最后还提炼出“灰娃现象”这一概念，等于把灰娃作为一个被遮蔽的诗人形象完整地、敞亮地再现在世人面前了。我就是通过这篇“访灰娃”的长稿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位颇为“另类”、而又异常“本真”的诗人的。显然，灰娃能够充分地谈自己，首先是因为有一个仿佛比她自己更了解自己的提问者精心设计了一条抵达心灵的“平安大道”。

无论是大陆诗人还是台港澳乃至旅外诗人，尽管各自的写作背景互有差异，然而因其共同的文化之根，大家在致力于“汉语现代诗”的创制方面则是具有一致的目标。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受不同诗学传统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不同诗人却都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且逐步上升为各自的创作理论。虽说诗人们或多或少地通过一些文章有所总结、有所沉淀，但若是受到有心人的激励，应该会得到更加细腻、系统的梳理。王伟明的《诗人密语》以及其它一些访谈的提问，似乎就非常属意于此。在他的提问下，诗人们对诗的理解和观点真有“百家争鸣”之势，内容也涉及到现代诗的方方面面。诸如诗人的休养、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现代诗与欧美诗歌特别是现代派、诗与散文的关系、诗的继承与创新、诗歌中的戏剧因素以及现代诗的诗体建设等等，都经由访问者和受访者的对话得到了全面的讨论。另外，他出于对现代诗如何继承与借鉴问题的特别关注，常常对两岸三地的不同诗人提出相同或者接近的问题，以求证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的更多更合理的解释。比如当年台湾“现代诗”运动中“横的移植”问题与大陆“朦胧诗”时期对西方诗歌资源的青睐，他就分别向绿原、痖弦以及其他一些诗人提问过。如此以来，这本书也就成了有关中国现代诗理论建设的“焦点访谈”，因此也就有着重要的文献意义。即如今年第一期《诗网络》“与邵燕祥对谈”一篇涉及到的“新诗”与传统“诗词”的话题，就极具启发性。邵燕祥引述他在1987年提出的一个论点：“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代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以及在此论点基础上提出的诗词与新诗并行发展“双轨制”，的确是对数十年来在这一问题方面存在诸多争议而又终无定论局面的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突破。而另一位诗人绿原在回答王伟明的提问时也说过相同的看法，而且在谈到学写诗词时也有警句：“要学就一定要学到家，像新诗人聂绀弩那样，学出自己的风格来，切忌满足于相互唱和，刚争取到一个诗词学会会员资格就止步了。”

汉语现代诗的发生和发展，尽管从未脱离汉语传统诗的深层影响，但毕竟有着自己独立的诗学体系，而这个独立的诗学体系又更多的师承自近、现代欧美诗学。因此在汉语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中，为借鉴而译介或者通过译介而借鉴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最早尝试新诗的胡适之通过翻译“美国新诗人”Sara Teasdale的 “Over the Roofs”才初步意识到新诗的形式问题，此后几乎所有具有留学背景的诗人（包括吴宓这样的“保守派”诗人）都异乎寻常地热衷于翻译，这些翻译和他们的创作相得益彰，构成了新诗发展史上与创作、理论、批评并行不悖的另一个成果系统。故此，像积淀、总结创作经验一样注意对诗歌翻译经验、理论的总结，似乎也已成为顺理成章的诗学课题之一。王伟明拥有沟通汉英双语诗歌的深厚学养，又有长期编辑诗刊、联络海内外诗人的经验，将诗歌翻译作为访谈重要内容自然成了题中应有之意。在缺乏诗歌翻译经验的读者看来，这其实也成了王伟明诗歌访谈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应该说，王伟明的访谈对象大多数具有双语文化优势，也大多有着或多或少的翻译经验，甚至有几位（如江枫、思果）更以翻译为主业。在访谈中，他有意识地提问一些诗歌翻译的问题，有些还是很尖锐、涉及到不同翻译观点的敏感问题，引发诗人和译者的积极讨论，使这些有关诗歌翻译的真知灼见水落石出，实在是一大功德。如果人们想了解当代诗歌翻译的不同理论和观点，我以为《诗人密语》（或者包括《诗人谈诗》）应该是重要的参考文本。

写到这里，我对王伟明的诗人访谈好像有了更加敞亮的感觉，甚至有了从整体上把握其意义的冲动。我突然意识到，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如此自觉、专注、用心于“诗人访谈”而蔚为大观的海内外学者，王伟明竟然是独立无双！其次关于访谈的内容，抛开受访者如何回答、回答了什么不说，王伟明的“提问”就在对象、角度、内容、方式、技巧诸方面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采访个性，加上真诚而又机智的提问态度，似乎可以命之以“王伟明式的提问”。最后，所有这些独具匠心而长期不懈的努力，塑造出的正是一位诗歌事业奉献者的动人形象。

也许，这就是我如此喜爱《诗人密语》以及此前此后系列“诗人访谈”的原因之一。

 

                                        2006、5、14 完稿   杭州

                                                 原载香港2007年《诗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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