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世纪茶人：张天福(连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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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张天福百年华诞（1910- ）
人物传记
世纪茶人：张天福
(连载15）
秦 威/著
福建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17、茶事春天
1949年，人民解放军开始大反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统区一片风雨飘摇，经济开始崩溃，通货膨胀严重，茶场一个月发几次薪，有一次补发的部份薪金还不够买邮票寄一封信。国民党政府的溃败让张天福认识到，旧的时代行将结束，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启。
武夷山是江西通向沿海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而崇安茶厂就在这条通道的边上。那几天，一向清静的山区呈现出一片混乱，大批大批的国民党军队由江西方向涌来，从茶场前经过。张天福命茶场员工坚守岗位。当时茶场备有两支手枪，张天福将手枪交给员工，让他们守好茶场。但疯狂的国民党败军中有人闯入茶场抢劫，由于茶场里除了一些简单的生产与生活设备外，并无值钱的东西，只有两部电话还可以吸引这些败兵的注意力，他们抢去电话后仍感到不快就将茶场办公室、厨房给砸毁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工人王玉生的身上藏着一支手枪，要他交出来，他不肯交枪，败兵们当即开枪将他击伤，抢去这支枪。
当时张天福正在山里的佛国岩制茶，得知有护场工人受伤，立即派人将他送往邵武市医院救治。当时茶场已没有经费来支付医疗费了，张天福让职工将存养在山里的一头牛卖了一笔钱付医疗费。7月5日，茶厂的员工又上山来向张天福报告，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过来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张天福感到十分的兴奋，他马上放下手中的茶，与这位报信的员工一起下山来。张天福是第一次与人民解放军接触，那整齐的队列，昂扬的士气与严肃的军纪，让张天福耳目一新，他感动了，与员工一同烧水泡茶，请过路的解放军官兵们喝。武夷山解放的消息传来后，张天福想到要与新政府建立联系，他很快就来到崇安县人民政府，请政府安排对茶场的接管。几天后，崇安县人民政府派了五位干部来接管茶场，其中有一位干部名叫唐松，张天福一见到唐松就乐了，因为唐松曾在这个茶场住过，与张天福是老相识了，而唐松的母亲郑秋心就是茶场的保管员。
唐松与张天福有一段情份，几年前，唐松还在福州三一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由于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国民党要抓他，唐松得知情报后从学校里逃了出来，到崇安茶场来避风头，张天福在这里认识了他，也知道他来此的原因，就关照他的母亲让他安心住在这里。唐松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后来到崇安县人民政府工作。现在见到是唐松来接管，张天福十分高兴，就告诉他，整个茶场的物资财产帐本都在他母亲手中，茶场的情况她都知道。后来就由郑秋心向政府干部办了移交。茶场移交后，职工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工资由县政府折成大米发放，张天福每月可以领到130斤大米。茶厂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张天福感到十分欣慰。
八月份上旬，张天福回到福州，想与省城的主管部门取得联系。他了解到茶业现在归省政府实业厅管辖。张天福到位于福州东街口附近的实业厅，找到刘裕民厅长，虽然他第一次拜会刘厅长，但刘裕民却像老同事一样接待了张天福，刘厅长说：我还没有到武夷山之前，就已经了解了你们的情况，你仍然在茶场工作，由实业厅企业处来安排。
听了刘厅长的一席话，张天福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流，他告别厅长后就找到企业处的毕际昌处长，毕处长告诉张天福，厅里仍安排他领导崇安茶场，并派一位军代表李荣华与他的助手徐恭祻驻场。这次返回福州，张天福的心情十分愉快，一是与新政府建立了联系，并得到政府的充分信任与安排；二是他的大儿子即将出生。吴端宜在临产前返回闽清娘家待产，1949年8月26日，张天福在福州办完公务就匆匆赶赴闽清吴家，当天晚上儿子顺利出生，听到儿子响亮的啼哭声，张天福第一次感受到为人之父的激动心情，但他在心中对妻子与儿女有一份歉疚，因为作为他的第二生命的福建茶叶事业，百废待兴，更牵挂他的心。因此，1952、1953年当他的第二、三个儿子出生时，张天福都无法回家，当时他在何处？心情如何？面对笔者的询问，张天福瞇上眼睛，陷入了沉思，他一边轻声地询问自己：当时我在那里？在那里？由于年时已久，历事繁杂，他已记不清当时自己身在何处。面对张天福，他这一生为茶而忘私情，笔者深深地感动着。
第二天，张天福就匆匆告别家人，返回崇安茶厂，准备人民政府即将到来的接收。九月，张天福被任命为福建崇安茶厂厂长。
1950年1月，张天福接到省实业厅的通知返回福州，厅里派一位科长带张天福去位于市中心宫巷口的省商业厅，在这里张天福拜会了胡铁生厅长。胡厅长告诉张天福，省委决定由他兼任中茶福建省茶叶公司经理，经研究决定调张天福回福州，帮助组建省茶叶公司。
张天福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着实一惊，因为福州已经有几位茶人正在筹备茶叶公司的成立工作，就问胡厅长：福州不是有人可做这项工作吗？
听了张天福的问题，胡厅长认真地说：我已经作了调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别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了。
当晚，胡厅长请张天福在他办公室一起吃晚餐。胡厅长请通讯员到饭店打了两份菜、一瓶酒，与胡厅长的女儿毛毛三人一起吃饭。在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餐中，胡厅长与张天福促膝谈心，从工作到家庭，从茶叶专业到业余爱好，两人十分投契。这一歺便饭使张天福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有了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与细致的了解，他从胡厅长的身上了解到新政府高级官员的平易近人，张天福感动了，认识到可以一心一意地为共产党的茶叶事业工作，张天福从此与胡厅长成了朋友。从这一天开始，张天福有一种天亮了的感觉。
省商业厅在院里新建了一排平房给省茶叶公司使用，茶叶公司统管全省的茶叶内外贸工作与各地的实验茶厂、茶厂与收购站，胡铁生兼经理，张建华、汪杰任副经理，张天福为产制科科长，庄任为业务科科长，许裕圻为计划科科长。
在省茶叶公司工作的三年间，张天福为福建的茶叶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考核挑选推荐技术业务骨干，加强生产第一线工作实力，在他的指导下，组织重建崇安茶厂，成立福安、赛岐、福鼎、建瓯与政和茶厂，在各地成立茶叶采购站，招考茶叶技术干部等。张天福有忙不完的事，他与同事们每天都要到夜里十一点吃过宵夜才能回家。
转眼到了1950年国庆前夕，在安排国庆的庆祝活动时，胡铁生提议在省商业厅组织一场联欢会，他通知张天福在联欢会上表演一套武术，这时的张天福人到中年，又由于这几年忙于工作，武术已有数年未好好练过了，他想推辞掉这项表演，但胡厅长不同意，他对张天福说自己在联欢中也有节目，唱京戏的花旦，张天福看着满面胡须的胡厅长，心想他这个男扮女装的花旦一定唱的很有趣，就答应了这个节目一起去凑个热闹。
张天福回到家里找出早年练国术时穿的黑色靠服，在国庆联欢会上表演了双刀。这次国庆演出让张天福焕发了青春，他主动地参加了国庆游行队伍中的腰鼓队，他原本不会打腰鼓，但有一种热情激励着他去学习打腰鼓，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感情要得到释放，他很快就学会了腰鼓，虽然打的不好，但他在游行队伍中蹦蹦跳跳地打着腰鼓时，他开心极了，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快乐心情。由于他的积极参加国庆庆典，在商业厅的海报中，张天福获得了表扬。
从福州解放以来到1952年，茶叶的生产、制造与贸易一直由茶叶公司负责，而农业厅却一直未插手茶叶工作，这在农业部门与社会上引起了不少意见，因此福建省委决定农业厅重新接手茶的种植与生产管理工作，当时农业厅没有茶叶专业人员，就向省商业厅提出调用张天福，但商业厅不同意。农业厅调人的主意已定，就给省政府打了一份报告，这份调用张天福的报告送到了陈辛仁副省长的手中，副省长批复同意，三个月后商业厅只好同意张天福调出。
1952年10月1日，张天福到省农业厅报到，在当天的会歺中，有一批从各县抽调上来的技术干部与几位刚从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参加。第二天茶叶改进处宣布成立，新任处长是原南平地区专员武彦荣，张天福任产制技术科科长，武彦荣在张天福的帮助下，将这个处的工作做的有声有色，武处长对张天福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一次出差杭州时，武彦荣对张天福说愿意介绍他参加共产党，张天福表示会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不久后，因武彦荣调往上海市招商局担任领导工作，这个问题就不再提起了。但张天福与武彦荣的友谊一直保留下来，张天福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去拜访武彦荣，武彦荣要留张天福吃饭，两人就在机关门前的小饭店里吃一碗排骨面，这让张天福对武彦荣有了一个认识：简朴谦和、平易近人。
918揉茶机，这一台倾注了张天福心血的设备，一直到了1953年才得到推广使用，在这之前，福建广大茶区制茶依然沿用脚力揉茶，但张天福意识到如果再不改变这种落后的制作方式，最终一定会影响福建茶叶的发展，他找胡铁生厅长汇报了自已的想法，得到胡厅长的支持，决定先做二台在福州茶厂试用。一台机器的转动部分为铁制，另一台机器的转动部份依然用木制，木制的一台由福州塔亭的木工黄幼深加工，黄幼深多年跟随张天福在武夷山茶厂、协和大学做木工，解放后在福州假肢厂作领班。由于黄幼深熟悉这台机器的制作，因此又将他借来帮助工作。
样机制成后，胡厅长请了省委秘书长石瑛一起到福州茶厂看这两台机器的揉青试运行，石瑛十分满意，同意由政府补贴部分经费，向茶区推广，于是张天福组织工人赶制了100台，其中铁轴的10台，其余均为木轴的，木轴的每台定价廿元，随后又降低到十元卖给各产茶县的农民。由于茶区改变了生产方式，这一年起福建红茶质量明显提高，也大大地降低了茶农的劳动强度，这批机器被正式命名为“五三型揉茶机”，福建省在红茶生产使用机器获得成功后，第二年在乌龙茶与绿茶生产的杀青工序也着手推广使用机器，由于五三型揉茶机的桶比较大，适用于红茶初制，而乌龙茶与绿茶的生产批量小，五三型揉茶机不适用，就改为小桶的“五四型揉茶机”推广使用，极大地改进了茶叶生产水平和茶叶的质量。
1955年福建省农业厅成立特产处，副厅长谢毕真兼任处长，张天福任副处长主持业务工作。
解放以来，福建省的茶叶生产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1955年已垦复和新辟茶园16．4万多亩，比解放初期(1949年)扩大茶园面积59%，茶叶品质也有显著提高。如果对于早期福建的茶业没有了解与对比的话，人们对当时的茶业生产水平是会满足的。
但是，张天福经历了近代福建茶业史上的一个比较好的时代，所以，他认为当时茶业经济的恢复速度还是极其缓慢的，因为，当时的茶产量只及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43％。他在这年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指出，茶业生产的现状和国家工业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市场的日益扩大的情况是不相适应的，如不对茶叶生产早作安排，供求的紧张情况势将愈趋严重。
在这几年中，张天福走遍福建省各个产区，他发现本省茶叶生产恢复缓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解放前夕兵荒马乱，许多茶园的茶树连根挖掉，剩下的大部分是荒芜的茶园和衰老的茶树，所以不容易恢复。解放几年来，政府对茶叶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收购站收购毛茶，发放垦辟茶园贷款，设立茶业指导机构，召开茶农代表大会，举办茶业技术员训练班以及改进技术、推广新式工具等，经过了各级干部努力和广大茶农辛勤劳动，茶叶生产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由于这一个时期国内外市场茶叶市场不断扩大，而生产管理部门对茶叶需要日益增长的情况估计不足，在生产方针上摇摆不定、缺乏长远计划；在价格政策上也缺乏积极扶植茶业生产的精神，收购标准茶样有的规定偏高，脱离目前实际生产水平；并且在收购过程中，产生茶叶评级不准确、手续繁多等现象，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茶农生产积极性。
因此，张天福代表省农业厅提出今后的茶叶生产，应开展互助合作，大力恢复和发展茶叶生产的方针。在茶叶主产区，必须积极整理现有茶园，扩大茶园面积，继续改进栽培初制技术，以达到迅速增加茶叶产量和提高品质的目的。一般茶区则应加强现有茶园的管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进品质，并垦复茶园，适当扩大茶园面积、依靠和促进茶区互助合作的发展。
张天福是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的提倡者，他倡导生产的组织化与规模化，在过去的二十年前就力主用机械化生产来改造小农经济的手工劳动，因此，他提出茶业生产必须与农业一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道路。而且各地成立互助合作社的事实证明，可以为茶业生产解决劳力矛盾、改进技术、提高质量、以增加茶农收入。
他向全省茶区推荐了一些成功的合作组织的例子，如福安孟洋乡缪神水联合制茶组，每担毛茶只花8.38个工，而该乡个体茶农每担毛茶要花18.73个工，这样全组1443斤毛茶，就可节省148个工，如按当地每工七角计算，便可节省103.8元，同时因组织起来，全组的春耕生产也搞得很好，提早完成了犁田翻土、做秧、选种等工作。古田大甲乡彭厝里村联合制茶组每制一担毛茶比没有组织起来时可节省7个工、柴20斤、炭60斤、灯油12两，同时因改进技术，提高品质，每担平均69元，比个体茶农可多卖15元。
又据安溪蓝二乡春茶统计，团结农茶业生产合作社茶叶生产比前一年同期增产47％；互助组平均增产25％，个体茶农平均增产15％。这些由互助合作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大大鼓舞了茶农生产情绪，对今后进一步发展提高茶业互助合作组织和搞好茶业生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组织茶业生产的工作中，张天福早年的茶业管理经历使他认识到，互助组应切实做好合理分工、排工，务使农茶两不误，要及时的结账分款，防止账目差错。采茶一定要评青分等，茶山远的和夏秋茶因天气热、茶量少的都要予以适当照顾，这样才能提高茶叶品质和采制工的积极性。
要求各茶区在原互助基础上，再大力发动茶农参加各类型的互助组，使农业茶业生产相结合，做到合理的分工、分业，专人负责制。在评工记分上可采取定质定量计工或按件工的办法，同时可订立奖励办法，以鼓励制茶技术人员制好茶。夏、秋茶时，因茶少、工忙，应有组织有领导的组织合并为大组，不能让其自流散伙。张天福的现代茶业管理思想，为这一时期的茶叶生产起到了把握方向，引领发展的作用。
福建茶叶生产历史久，但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山区茶农因为经济落后，税赋重，茶园管理无力，虽然解放后茶叶生产实行统一管理，但在广大茶区，当地领导与茶农并不能从思想上认识科学种茶的意义，广大茶区出现了只抓产制茶叶，轻视茶树管理的普遍现象，加速了大批茶树生长衰退、衰老的茶园出现，这对福建茶叶生产与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张天福认为有必要在全省茶区推动对旧茶园的改造，按当时的情况，推行对茶树的台刈是一项切合实际的做法，即保持原品种的优势，又减少投入。
当时只有福鼎、安溪、宁德等几个地区做了这项工作，而绝大多数茶区对此缺乏认识，张天福呼吁通过典型示范，提倡分年、分片的台刈方法，由点到面地开展这一工作。他要求各地农业社、互助组应订出台刈计划并带动个体茶农，乘首春茶采后是最好的台刈时期，普遍发动。
对于不少茶区不重视中耕施肥的问题，张天福也大力呼吁，指出这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由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福建的广大茶区，除了一部分纳入省茶业管理局系统的茶厂、茶厂管辖的茶区外，大量茶山、茶园由各地茶农自种自管，但小农经济低下的管理水平与时局的动荡，使茶农无力为茶树进行有效的养护和管理，而这种习以为常的粗放生产的观念又对当前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张天福提出了要重视中耕施肥的问题，每年要中耕二至四次，除去野草并使土壤松软，以充分吸收养分和水分，促进茶树生长。他要求各地在首春茶后在茶园进行浅耕，可以收到防旱的效果。每年春秋两季施肥对当年的增产与否有决定的意义。他以安溪萍州乡丰产户张边为例，由于其茶园重视施肥，亩产量达288斤。进而指出当时福建省一般茶园，每亩产量只有30-40斤，多的也不过70-80斤，和丰产户比较相差很大，可见本省茶叶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因此，他呼吁各地政府要做好宣传工作，号召茶农从首春茶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购买肥料投入再生产，农业合作社与生产小组要积极带头响应施肥增产的号召。
张天福长期担任福建省茶业生产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对福建省的茶业资源了如指掌，他了解本省尚有很多的荒芜茶园和荒山可以垦辟为新茶园，以当时16个茶叶主产县的现有茶园面积来看，只占非耕地面积1.01％，再扩大几倍是完全有条件的。因此呼吁各地组织力量垦辟新茶园。要选择条件好的先开，坡度大的要筑成梯层，开好排水沟。茶是“一年种百年生”的生物，种下去后就不容易改变，宁可在开辟茶园时多花点工，以免日后长期受损失，反而不合算。他提出新茶园应采用条植法，就是一行一行的种植，废弃传统的一丛一丛的种植法。要选择好茶种品种，红、绿茶区可推广政和、福鼎产量高、品质好的大白茶品种，乌龙茶区可多种铁观音、奇兰、水仙等优良品种。
改进采制技术，提高茶叶质量是张天福在这一段时间里关注的重点。由于当时国内外茶叶市场需求增加，而省内产量有限，出现了多采粗制的趋势，对茶叶的持续发展不利。张天福提出采摘和初制是关系茶叶品质好坏的决定性环节，提倡“及时采，分批采，留鱼叶采，有条件地区推行留叶采”的合理采摘法。
张天福以实际事例阐述了管理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如福安茶业试验站有一片茶园，去年由于合理采摘，结合一系列的合理管理，全年可采摘茶叶25次，每亩产毛茶219斤，这种经验是可以推广介绍的。此外他提出应根据不同茶类按不同采摘标准采，绿茶、红茶一芽二、三叶，乌龙茶三叶，外销红茶要多制高级茶，内销绿茶可多制中级茶。
福建茶区多分布在山区，这些经济物区般缺乏粮食肥料与劳力，特别是制茶时花工大，又有强烈的季节性，因此劳力和粮食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有些茶区因粮食统销工作没有搞好，使茶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张天福提出积极发展互助组织，提倡集体采制，并组织郊区劳力协助解决外，必须做好改进茶区的粮食、肥料、工具和种苗等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茶叶生产所需要的肥料，主要是依靠多积农家肥料来解决，但有条件地区也要坚决贯彻商品肥料优先供应经济作物产区的方针，这样增产才有保证。凡生产资金短缺的，应及时发放茶业贷款，予以扶助。
前苏联是茶叶消费大国，也是茶叶生产国。为了解我国茶叶的产制经验，苏联政府于1952年10月派出茶叶专家贝科夫（茶师、1946－1949年曾来华接收销苏茶叶）、哈利巴伐（制茶师）等4人来华考察。此次苏联茶叶专家来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由国家贸易部和农业部联合接待。当时，国家的茶叶业务由吴觉农（任农业部副部长兼任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主管，农业部指派中国茶叶总公司胡浩川、总技师并王郁风、孙正与沈其铸参加，全程陪同苏联茶叶专家赴七个省的茶区实地考察。苏联专家组在考察浙江茶区后，就到了福建省。
福建省政府十分重视这些苏联专家的来访，决定派出福建省茶叶界最强的专家阵容，由张天福等人参加接待，由于那时入闽的火车尚未开通，交通不便，福建省政府派车到江西省上铙火车站迎接苏联客人。
汽车越过分水岭进入福建省境，就是武夷山茶区，武夷山是我国红茶的发源地，正山小种红茶举世闻名，能至此考查，苏联专家十分兴奋。张天福等人带领苏联专家考察了各个产茶的岩头、观赏山水风光、给苏联专家讲中国茶的历史、参观茶树、分辨名丛、观看茶叶的采制过程、品评茶韵、欣赏大红袍和参观崇安茶叶实验场。由张天福、庄任、高章焕等茶师一一解答苏联专家提出的各种问题，苏联专家十分满意。
在这次考察中，张天福详细地介绍了武夷山茶树客土肥培法。
当时，武夷山茶区的茶树多是单丛种植。每年10月份，当地茶农都把茶树根部泥土刨开，露出主侧根，任其日晒夜露若干天后，再从别地移来客土复盖在上面，这就等于是在给这些茶树施肥，不要花费而收获实效，使苏联专家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引起他们的兴趣，打算回去作试验。
在考察武夷茶区后，张天福陪同苏联专家们去福州，行车一天后到达福州市。福建省政府方面由副省长陈绍宽接见、宴请苏联专家，并安排参观福州茶厂。随后苏联专家们离闽返回上绕。
张天福于1956年又一次参加接待苏联茶叶专家到闽考察。这次考察是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第三次会议有关决议来落实的。由前苏联派出茶叶专家：比尔茨哈拉付维里（全苏茶叶与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农业系主任、副博士，茶树栽培专家），ＫＭ扎姆啥杰（原苏联科学院巴赫生物化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员，茶叶生化专家）。ＨＨ加勒达瓦杰（制茶专家）等5人来华考察茶叶。由国家农产品采购部茶叶局和农业部联合接待，于5月下旬开始去5个省实地考察，历时2个月。由农业部经济作物局局长于汀子和农产品采购部茶叶加工处处长陆松侯分任正副组长，并派农业部沈其铸、张景明，采购部王郁风，中茶公司孙正和农科院张女士（俄语翻译）。
那时福建省仍无铁路与外界相通，仍由福建省政府派车到江西上铙迎接外宾。进入福建后依然先到武夷山参观，由张天福等带领专家实地考察主要茶区与景点，并随时解答专家提出有关茶叶种植、制造、茶类品种等问题。在参观崇安茶场时，张天福亲自动手制茶，向苏联专家介绍茶叶生产过程，离开崇安后，即驱车去福州市参观福州茶厂，由省长叶飞接见并宴请。
注释
陈仪接收台湾省
继意大利、德国投降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举行。随着日本的投降，台湾的法律地位即已确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5年9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10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等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受到民众与官员的欢迎，日本的末代总督也到机场迎接。中国政府派出的地方长官的到达，标志着中国已经在台湾行使行政权力。25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日本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代表16万驻台日军，向中国政府代表、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脱帽鞠躬行礼，呈上军刀，在投降受领证上签字。
佛国岩
武夷山著名的九十九岩之一，从佛应岩沿小径行二里到达岩下。岩体方正，游客俨如置身于佛国之中，膜拜于妙相庄严、端庄肃穆的众佛之下。岩下有佛国寺，寺额尚存，建筑完好，现为民居及制茶作坊，春夏两季茶叶飘香，令人心旷神怡。岩顶、岩麓辟有茶园，四周树木葱茏，绿遍村庄。
技正
相当于总工程师的职位。
刘裕民
(1918-1970)山西太原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曾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在山西曲沃、夏县等地开展抗日活动。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实业厅长和工业厅长、中共福建省委财委副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兼党委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曾受到诬陷迫害。1970年逝世。
庄任
福建晋江人，1916年3月出生。福建省茶叶进出口公司高级工程师（教授级），中国茶叶学会荣誉理事，福建省茶叶学会名誉副理事长。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农产制造专业，留校任教。1938年夏随吴觉农先生到复旦大学协助筹办茶叶系，1941年随吴到福建崇安筹办茶叶研究所，负责制茶组工作。1956年参加筹组福建省茶叶学会，成立以后历任第一至第四届副理事长负责学术及日常工作，并历任中国茶叶学会理事、荣誉理事。与省内外专家合著《中国制茶工艺》、《福建茉莉花茶》、《饮茶活动与其文化内涵的衍变兼论茶艺活动的兴起与发展》、《乌龙茶的发展史与品饮艺术》、《生活、艺术，艺术、生活》等书籍，1979年筹办并参加编辑《福建茶叶》季刊。
陈辛仁
（1915年-2005），曾任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外交部党委委员。广东普宁人。1933年夏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前曾在文化界、新四军任职，建国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1954年后从事外交工作。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对外文委党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顾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1986年8月后任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文化部党史征集委副主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5年7月去世。
留鱼叶采
茶芽最初展开的叶子称之为鱼叶，其形态短圆而小，异于常叶，无锯齿，色较深，不易长大，俗称为脚叶，或托叶，采摘时，鱼叶不可一并采下，因为摘鱼叶有下列诸弊：
1. 鱼叶制成的茶叶乌黑而可溶性少，茶的品质低下。
2. 鱼叶被采后，该处不再发芽，故减少下次采摘量。
3. 采摘鱼叶，会破坏树势影响树龄。
4. 据历史上试验结果，连鱼叶采下后，茶树易患病。
因为采摘鱼叶有上述弊害，故鱼叶不采下，只采摘鱼叶之上的一芽二叶(最多三叶)，
此种采法称为留鱼叶摘。
胡浩川
（1896～1972），安徽省六安县人。中国现代茶叶专家之一。他毕生从事茶叶工作，1920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1921年赴日本静冈茶叶实验专攻制茶技术，1924年回国。1924～1949年历任：上海园林场技佐，上海商品检验局技士，祁门茶业改场场长，复旦大学茶叶组教授、主任，茶叶研究室主任等职。1933～1934与吴觉农合写《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祁红复兴计划》。著有《祁红毛茶怎样复制》一书，还有：《茶类检验》、《茶树虫害》、《古代塞外之茶业贸易》等论文十多篇。
陈绍宽
(1889～1969年)，字厚甫，闽县(今福州市区)胪雷人，17岁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班。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后，在海军服役，任二副、大副等。历任上海海军总司令公署副官，中国驻英公使馆武官，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海军委员、中国出席伦敦国际海道会议代表，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少将司令，任海军署中将署长，海军部政务次长，海军部代理部长，兼江南造船所所长。民国21年，任海军部部长。民国34年5月，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届联合国大会。9月9日，与何应钦等人在南京接受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的投降书，后在“米苏里”战舰上接受日军投降。在国民党“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返南京辞职，回乡闲居。民国38年7月，毅然拒绝蒋介石两次去台电示。8月17日福州解放，绍宽与萨镇冰立即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福建省副省长、中国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东政委员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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