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威尔夏在中国会成为路人皆知的“人肉照相机”

 

 

昨天又看到一篇关于英国画家斯蒂芬·威尔夏的报道，随后又将它转帖在自己的博客上。我非常欣赏画家老师的不放弃以及过程中的教育智慧，欣赏老师的引导耐心，欣赏老师的不俗眼光，也欣赏画家所处环境的相对宽容（在他不断获奖的过程中，也有人因为他过于优秀而认为他是骗子，地方报纸称那些作品过于完美）。一种职业习惯让我不自觉地想到，斯蒂芬·威尔夏如果出生在中国大陆，他会有他现今的成就吗？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是不敢乐观的。因为我们的教育界（我不敢说科学界）太中规中矩了。大学评教授，中小学教师要评特级教师，都要有相应级别的科研课题，而这些级别的科研课题在许多时候不是凭科研实力，而是凭课题研究实力意外的东西才能弄得到的。也正是因为“功夫在诗外”，一些课题的负责人和核心成员尽管连课题内容都不知道，却不妨碍他们代表课题组获得上级重要表彰，只会提高他们借此而来的威望和待遇级别，扩大他们借此而来的话语权。而那些实际上支撑教育（包括学术）发展的骨干精英完全有可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就如浙江大学博导郑强在一次演讲中讲的：“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

我不敢乐观还在于，我们的名人情结渗入到我们的骨髓。虽然即便是顶级天才的经验也是有限的，具体的，多元的，因而他（她）的理性是很个人的，而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但是，我们还是长久地异常强劲地保有这样的传统——建造关押自己或别人的思想监狱。一种表现就是：某人由于某一时段的工作或运气而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她）只要愿意就常常可以永久地享有这一领域的特权（垄断权），不仅如此，他（她）还可能享有他（她）专业领域以外的权威话语权。好像他们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从本质上与街头上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时那种不着边际的吹嘘也许没有多少区别。正如有人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几十年前，胡适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句饱经风霜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而我们满目所及的是对这些权利的践踏。

所以，不管是对那些如鼓传耳名人的教导，还是如雷贯耳牛人的指引，我都保持一种“警戒”之心。这也是我有时敢平视或俯视他们的原因，虽然在声望和话语权方面，他们和我有着霄壤之别。鲁迅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一段与这一话题有关的话，我很喜欢，就引用在这里：“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为了扫除阅读障碍，鲁迅先生接着解释道：“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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