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欧洲、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的SCI风潮方兴未艾，如今影响因子（IF）、SCI等几乎成为街知巷闻的名词。然而，在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美国，评价学术成就的方法似乎并不以SCI作为唯一标准。遴选教授时更加看重的是候选人的发展潜力、取得NIH资助的前景、在某一领域内的突破性贡献和长期贡献等等。就算在香港大学，我们也将刊物在特定学科领域内的排名以及具体论文被引用的实际数目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许多国际著名学者，包括诺奖得主，其一生的许多甚至主要论著都发表在J. Biol. Chem.、J. Virol.、J. Cell Biol和J. Neurosci.一类杂志上。作为病毒学家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在J. Virol.上发表论文，同行甚至会问你是否已退休。另一方面，许多发表在大杂志（Cell、Nature、Science）的论文，其实如果在专业杂志可能是会被拒稿的，因为专业杂志往往由真正的专家审稿，可以找出被过度包装和掩饰的软肋。

历史上有很多未能发表在大杂志的大成果和大论文。本文介绍我所粗知的一些例子，希望通过介绍传达一个信息，就是SCI崇拜只是科技发展特定阶段的现象。SCI并非学术评价的终极和唯一指标。真正重大的成果无论发表在何处，都是重大成果。

我举的第一例子是我国创制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按照此疫苗的效果和特性，应属国际性的大成果，发表在New Eng J Med或Lancet完全不成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此疫苗并未发表系统性的大论文。然而，此疫苗解决了我国疾病控制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问题，功在国家，功在后代。只有盲目崇拜SCI的人们，才会对此重大成果视而不见或说三道四。

我举的第二个例子是Janet Rowley在1972年发现费城染色体是9、22号染色体之间的易位。这是一项有关人类癌症中的染色体易位的划时代成果。然而，她最初投稿给New  Eng J Med 却一再被拒，并被认为是假象，最后论文发表在名不见经传的杂志Ann Genet Paris。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篇小杂志上发表的经典性大论文，被引用258次（随后她在1973年发表于Nature的论文则被引2085次）。20多年后，由此伟大发现而引申的第一个分子标靶药物Imatinib被批准应用于人体，揭开了现代肿瘤治疗的新篇章。

我举的第三个例子是与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的新冠状病毒HKU1的发现。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个别权威人士的吹毛求疵，此项重大发现未被PNAS接受，只于2005年发表在J. Virol.上。然而，论文发表后世界各地学者纷纷证明HKU1在呼吸道感染中的重要作用，该论文已被引用227次，成为该领域内开风气之先的大作，并载入冠状病毒研究的史册。可以说，这是另一篇发表在小杂志上的大论文。

从以上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IF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反映具体论文或成果的学术价值。对此我们应当时时警惕。在现实环境中，采用论文的实际引用数、H因子以及Google Scholar等指标作为参考，应可作为IF的重要补充。从轻视SCI到重视SCI可能是一个进步的过程。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但从SCI单一指标到多指标共同参考，可能是另一个进步的过程。归根结底，无论评价人或论文，最终都应该看实际贡献。在国际学术界，光会在大杂志上发表小论文，是不可能获得学术地位的。相反，在小杂志上发表大论文的学者，从长远看同样会得到同行的肯定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