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本文于2009年2月6日发表于《科学时报》第4版

　　蔓延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已波及中国广大农村。最近，笔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金融海啸造成的冲击波已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打击，突出表现在农民收入急剧下降。如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危机，对我国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造成重大创伤。试分析如下：

　　第一，曾托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中国1.3亿农民工，正面临失业狂潮。有关部门对10省市抽样调查表明，到去年11月初，就有780万人提前返乡“过年”。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不断有制造企业倒闭的消息传来，仅上半年就有七八万家规模企业清仓破产。“中国制造”企业“倒闭潮”袭来之日，就是农民工“失业潮”到来之时，这是因为农民工是最得不到社会保障的一个巨大弱势群体。外出打工是许多落后地区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经济不景气造成这一连续多年来，支撑农民家庭的收入来源率先中断了。
　　
　　第二，农民再次遭遇“卖粮难”，种地收入告急。面对农民工大量返乡现象，有专家建议，非农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农业就会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个时候加强“三农”工作，保证农业生产，是稳定经济、稳定农民收入的好办法。但是，残酷的现实是：农村出现了“卖粮难”，粮食增产不增“收”。农民米袋子鼓了，钱袋子却瘪了，农产品价格低靡使得农民种地更加赔钱。山东一带今年花生米仅为去年的一半，为3元左右一斤；大蒜5分钱一斤；大白菜一斤仅卖3分钱。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经济危机到来时，业主是将牛奶倒在海里也不会贱卖的，但善良的中国农民没有这样的头脑，他们牺牲自身利益默默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打击。与此相反，各种农资价格上涨却依然如故。农民说，粮食价格是一毛一毛涨的(2008年反而下降)，但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却是一元一元上涨的。可见，早就种地赔钱的农民，在地里也刨不出多少“金子”来。依靠传统农业解决农民工返乡问题仅仅为专家学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第三，养殖业面临金融危机严冬。养殖业是除打工外，农民家庭收入的大头，一些地区可占据农业收入的80%以上。近年来农村悄然兴起的秸秆畜牧业给生态农业带来了一线曙光，然而，这个新兴产业遭遇的打击最大。“三鹿奶粉”事件后，牛奶卖不上好价钱，农民纷纷屠杀奶牛。在肉牛养殖方面，因皮革工厂关闭带来的牛皮降价，肉牛价格暴跌，由十月份的16元/公斤，降至目前的12元/公斤, 现在干脆没有人收购肉牛了。因养牛赔本，农民开始屠杀成年母牛和小母牛。那些屠宰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纷纷购进养牛户“淘汰”的母牛，而不去购买农民亟待出手的育肥牛，完全不考虑市场无牛可进时自身关门之危机，采取的是“饮鸠止渴”做法。除了卖牛难，许多地区还出现了卖鸡难、卖猪难、卖蛋难、卖奶难，农民养殖积极性大大受挫。再加上禽流感，猪蓝耳病等肆虐，养殖风险加大，农民第三个重要收入来源也快要枯竭了。
　　
　　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农民收入的“两头”（打工和种粮）和“中间”（养殖）环节纷纷出了问题，农民收入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步很可能会打击农民种地、养殖的积极性，大量失业农民可能因不满社会现实而成为不安定因素。农民现在满足的是自己的食物安全，如果他们持续贫困下去，将不会有积极性为城市生产食物。食物短缺将会造成城市低收入家庭破产，从而诱发全面经济危机。尽管中央采取了各项补贴措施鼓励农民购买工厂里生产出来的消费品，但因农民收入下降，而孩子上学、看病、婚丧嫁娶的费用不但不降，反而上升，农民兜里没有购买“奢侈品”的多余钞票，仅靠补贴刺激农民购买力难以奏效。工厂里生产的东西出口受阻、内销又发动不起广大农村这一巨大购买机器，工业品就更卖不出去，意味着更多的工厂将关闭。因此，农民危机才是中国真正的危机，各级政府必须要面对这个严重现实。

　　挽救农民就是挽救中国。中央紧急采取4万亿刺激经济对策出台，对于遏制金融危机在中国蔓延有积极和重大的作用。但在农业方面，资金必须向最底层的农民倾斜才能有效。要保证中央的资金不被层层截流；尤其要保护基础母畜，保护耕地，保护种源，保证基本的生产资料不受破坏。“留着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三农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央必须高度重视这次金融危机对农民生计的打击，采取果断措施避免广大农民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