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就是年三十了，舒城老家的老同学打电话给我拜早年，同时也告诉我，朱妈死了。我的心震颤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遗憾和悲伤。十六年来，朱妈是我一直记挂的人，每每与老家的老同学通话，我总要问问朱妈的情况，每次回到故乡，也总想探望一下朱妈。但是，从此以后，朱妈就只能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了。

我并不知道朱妈的名字，只是大家都叫她朱妈，我也就跟着叫了。那是十九年前，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皖西的一个叫干汊河的小镇工作。在镇政府大院的北面，有一排苍劲的法国梧桐，后面是一排平房，我住在靠东面的一间房子里，朱妈就住在我的隔壁。听同事说，朱妈是镇财政所老所长的遗孀，有个女儿嫁到大山里了，家境不太宽裕。老所长死后，镇政府给朱妈安排了一间住房，每月有二十元的补助，再帮人家带带孩子，朱妈就一个人过了。那时，朱妈看上去大概六十多岁吧，瘦削的脸上爬满皱纹，花白的头发向后盘起，但身体挺硬朗的。朱妈的眼睛很特别，有几分忧郁，忧郁中又透出善良。那里面肯定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仍然保留着读书的习惯。夜深人静时，我就独处一室，在哲学的迷宫中探寻。在镇政府大院，我的房间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的。朱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常跟我说：“马干事，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啊！”她逢人常夸：“马干事，将来有大出息！”朱妈的房间没有厨房，她在房门口的走道上有个小煤炉，平时就在上面烧菜做饭。那时，我每天下午要到镇上买两瓶开水，特别是寒冬腊月，睡觉前总要用热水泡泡脚，暖暖身子。朱妈见了，就对我说：“马干事，你就不要跑那么远去冲开水了，把空瓶给我，我顺便给你烧两瓶，不麻烦的。”我有时见朱妈的小煤炉上烧的开水确实有多的，也就把空水瓶给她了。有时下乡很晚才回来，镇上的开水房已经关门了，这样，朱妈给我烧的开水就更加珍贵了。朱妈每天都要给我烧两瓶开水，麻烦人家，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想来，为了罐满两瓶开水，朱妈有时肯定需要多加一快煤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朱妈给我烧了三年的开水，直到1991年我考上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离开小镇前，我去向朱妈道别，我把剩下的镇政府食堂的饭菜票都留给了她，她拗不过我，只好收下了。可是，就在我入学前几天，朱妈找到我父母家，硬是送了满满一篮鸡蛋。朱妈只想帮助别人，却不肯收别人的一点好处。

岁月如梭，离开故乡的日子过得很快，但是，关于故乡的记忆却愈加深刻了，朱妈的慈母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也愈加清晰。记得有一年元旦，我给朱妈寄去一张精美的贺卡，捎上我的祝福。那是托老同学转送的，不知怎的，后来听说朱妈并没有收到。我研究生毕业后，在东南大学工作了两年，又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转眼到了1999年，我完成博士学业后，又回到南京，并娶妻生子。2001年，我回老家寻保姆，顺便探望朱妈。镇政府大院北面的那排平房不见了，平房前的那排苍劲的法国梧桐不见了，现代化的楼房由北向南压缩了大院的空间。我四处打听朱妈的下落，原来朱妈被安排在大院靠西面的一间平房里。再次见到朱妈，朱妈拉着我的手，默默无语。朱妈还是孑然一身，她明显地老了，头发更白了，皱纹更多了，人也更加消瘦。只是那眼睛没有变，仍然透出忧郁和善良。母校舒城中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又一次踏上故土。那次，我住在县委招待所，几个老同学闻讯赶来，弄了一辆轿车，要带我去万佛湖玩玩。路过干汊河镇，我特地停下来去探望朱妈。镇政府大院里，朱妈的房子上了锁。听说朱妈回女儿家了。失望之余，我给朱妈留了一点钱，请同学代为转交，聊表心意而已。我总以为有再见到朱妈的时候，甚至还想着抽空接她老人家到南京玩玩。岁月有情亦无情，我再没有机会了。

离开小镇的十六年，我从硕士到博士，从讲师到教授，从硕导到博导，一直在进步着，虽说不上有大的出息，也算没有辜负朱妈的期望。朱妈是不曾想着要任何回报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她认识的任何年轻人的进步都是她最大的满足。在新年将临的时候，朱妈走了，她留给我无限的惆怅和深深的思考。朱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像山野间一颗平凡的小草，不引人注目。但是，当你认真地注视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是一座宝藏，里面有取之不尽的财富。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五日于南京沙塘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