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搁浅的学术对话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70周年再审视

——基于亲历者访谈与史料考证的学术回望

冯永康

（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曾经作为中共中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典型范例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于1956年8月10—25日召开，至今已整整70年。

（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具体内容，请读者参阅《科学网》ykfeng0810的个人博客之博文《一九五六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回顾》2026-05-21》）

本文作者通过对当年亲历者及其后辈学人的系列学术访谈，结合史料和文献的收集与考证，尝试在政治环境变迁与科研态势演进的动态视野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出一个简短的重新审视。

70年间，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对中国遗传学发展影响的研讨，在生物学界、农学界及相关学术领域中从未间断，而以亲历者口述为线索的再思考，或可为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这段70年前的历史，提供更具学术启示的当代注脚。

1 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的预备会议

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于当年8月10—25日召开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1915—2013），曾在1959—1960年期间，多次派人到中国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等部门了解情况, 并亲自分别召集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部分学者进行座谈。

1966年，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后的10周年之际，于光远倡议召开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 并提议先召开一个预备会。是年4月6—8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三个单位联合，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的预备会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这次预备会曾就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怎么召开, 如何进行准备等一些问题, 广泛地征求了与会学者们的意见。

笔者通过对曾经代表复旦大学参加过这次预备会的庚镇城先生的访谈^[1]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获知，[2] 当时应邀参加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预备会的人员共有55人，他们分别来自国内13个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其中，于光远、童第周、竺可桢、李汝祺、戴松恩、梁正兰、赵世绪等人，还都参加过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在1966年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预备会议的开幕式上，竺可桢首先回顾了自1956年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十年来, 我国遗传学工作取得的成就, 分析了我国遗传学的学派问题。他认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非常英明, 非常及时, 一个学说的正确与否, 不能只肯定一家。为了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他号召大家要打破框框, 从框框中跳出来, 自力更生, 不能老跟在别人后边一步一步地爬行。

接着, 于光远说明了这次预备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商量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怎么开法和怎样的准备法。关于会议的开法, 他谈了初步意见, 即以“一年开会, 开会一年”的形式, 逐步解决问题。同时表明, 希望放下顾虑“开门”讨论遗传学问题, 而且学术讨论不应该使田间工作、实验工作受影响。对于召开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的指导思想和要求，于光远指出，要坚持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提倡“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通过敞开讨论, 做到生动活泼, 心情舒畅。要去掉成见, 抛开私心杂念, 而不是为名利去搞研究、去写论文, 应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中国的遗传学。

预备会的开幕式结束后, 会议用了两天时间对解决学派团结和推进学科发展, 以及第二次座谈会如何召开等问题进行了发言讨论。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因政治与学术的混淆, 学术共同体仍然处于不健康的机制之下。预备会着重讨论了学派的团结问题。遗传学要实现长足发展, 破除门户之见, 势在必行。

讨论结束后, 于光远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从这三天会议的发言来看, 今天和1956 年比较, 遗传学工作者的思想和工作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回溯了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的经过, 提到那次会议初步贯彻了“双百”方针, 但会后许多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而在这次预备会议上, 对原先所属的学派观点中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 开始有了批判的态度。于光远还指出：“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建立我国的遗传学, 用它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

最后,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的姜纪五，综合遗传学座谈会如何准备的讨论意见, 作了几点布置：（1）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分别在暑假、寒假两次召开；（2）各单位、各地区的参会代表回去后, 展开遗传学问题的讨论要立即行动起来, 讨论情况和学习心得每月至少要出两期“简报”分送有关单位进行交流；（3）由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设立遗传学座谈会办公室（地址在北京西郊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负责组织、推动座谈会的准备工作。

从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到1966年的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的预备会, 在时间上已有十年之久的间隔。在这期间，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遗传学研究工作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如何进一步团结学术共同体, 商讨成立遗传学会并发行遗传学期刊, 制定统一的学科规划，已经是学术正常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之后，虽因“文革”的发生，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未能如期地举行, 但是参加这次预备会的代表们回到各自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后，都及时传达了预备会议的主要精神, 各个单位也开展了广泛的学习、交流和讨论。这些举措，对于当时中国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走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的纪念活动

1985—1986年期间，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30周年之际，陆定一与当年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过的于光远、龚育之、李佩珊、黄青禾等人，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党史通讯》、《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学术期刊上，撰写并发表了有关回忆与反思性的文章。

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一书。于光远为该书专门写了序言。

图1 李佩珊等编写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85）

该书汇集了与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有直接关系的各种资料，包括：作为全书的主体内容《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1957年4月科学出版社内部发行)；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合作撰写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之文章；于光远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以及李汝褀、谈家桢、祖德明、方宗熙、陈英、黄青禾、黄舜娥等人在会后发表于报刊上的文章。该书还以附录的形式，编入了黄青禾为1956年青岛遗传学召开编写的内部学习材料——“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的全文 。^[3]

1986年，龚育之指导的硕士生弟子任元彪、曾健、周永平、蒋世和等人，按照导师提出的建议，拟定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三十周年调研提纲”，并向全国各地的遗传学家发出了调研信。之后他们分别前往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对1956年8月参加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且当时还健在的部分老先生以及一些当事人，做了专门登门的亲临访谈。在此基础上，整理、编写并出版了《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一书。^[4]

图2 任元彪等编写的《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研》（1996）

1986年8月21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遗传学会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的科学会堂举行。这次规模不大的纪念会，仍然由曾经担任过中宣部科学处(1977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宣部，但科学处建制没有恢复)处长的于光远主持。鲍文奎、吴旻、胡含等在京的中国遗传学家和李佩珊、龚育之、孙小礼、赵功民等科学哲学理论界与科学史的学者，共20余人出席了会议。李汝祺因病未能参加，谈家桢从上海来信表示了对会议的关注和期望。在这次小型的纪念会议上，于光远、鲍文奎、胡含、黄季芳、李佩珊、陈英、黄宗甄、童克忠、吴旻、李璠、赵功民、龚育之等人，都先后做了专题发言。^[5]

3 遗传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对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重新评价

1980年代中期及之后，曾被访谈过的中国老一辈遗传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再一次认真地回顾了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他们分别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层面，对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做了重新的审视与评述。

北京大学李汝祺在接受周永平、蒋世和的访谈时谈道：“有人认为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分歧，仅仅在于前者强调遗传中环境的作用，而后者强调遗传中染色体的作用，这是一个学术之争。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李森科是借米丘林的名誉，以列宁对米丘林的待遇作为靠山，搞了一套非遗传学的理论。”他还谈道：“李森科不是什么科学家, 他是靠欺骗而成了苏联科学界的新沙皇，遗传学的发展当然最后会使得李森科以失败而告终。李森科事件使得苏联的遗传学、生物学以及农业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大倒退。”^[6]

复旦大学谈家桢在接受周永平、蒋世和、任元彪的访谈时谈道：“青岛会议纠正了当时政治上胡乱干扰学术问题的错误。但是它还算不上是一个学术争鸣的会议, 因为科学的争论，必须建立在有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共同的科学语言。但李森科搞的那一套, 在理论上没有实验的基础, 在实践上也经不起考验, 他的结论更不符合科学事实。因此, 所谓的两派在科学上根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 难以对话, 更无法进行争论。”

谈家桢还谈道：“我认为，首先要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科学与无知。所谓学派, 就是在同一学科内对一种现象进行研究时, 持有不同的根据, 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之间必须要有共同的科学语言。遗传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 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必须以科学实践为基础, 李森科搞的那一套东西，既不搞对照实验, 也不讲数量分析，连试验的品种纯不纯都不管, 对已有的科学成就给予全盘否定，他们不是靠科学而是靠打棍子发迹的。李森科事件是遗传学发展史上一座无知的纪念碑。”^[7]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施履吉在接受周永平、蒋世和、任元彪的访谈时说：“1956年青岛会议时，我认为遗传学就是遗传学，不能够有什么不能沟通的派别，应该用科学事实说话，应该拿出实验结果来。” “李森科他们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把二者混在一起，提出一切东西都是遗传物质，点点滴滴，连水都是遗传物质，这简直不是科学而是瞎胡闹！”^[8]

复旦大学刘祖栋在接受周永平、任元彪的访谈时也谈道：“经过长期的对照比较，‘米丘林遗传学’根本就不是一派，它构不成一派，或者说，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根本就不是科学。因此，它不是科学中的一家，没有资格参加百家争鸣。”^[9]

早在1954年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多年的科学史学家李佩珊，在接受周永平、蒋世和的访谈中谈道：“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后，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摩尔根遗传学占有了一定的地位，说明这个会议所倡导的精神是算数的。‘米丘林遗传学’是李森科为对抗摩尔根遗传学杜撰出来的。”^[10]

1998年8月中旬至2001年11月下旬期间，笔者利用参加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1998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讨会（2001年北京香山）和全球中国环境教育行动北京会议（2001）等学术研讨活动的间隙，曾经多次前往北京市沙滩北街乙2号大院，就中国遗传学史的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专程拜访并请教了李佩珊先生。

在第一次的学术访谈中，当笔者问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的‘百家争鸣’”情况时，李佩珊一一有序地道来。她着重谈道：“1956年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作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示范，其目的也只是对遗传学或者一些其他自然科学的‘学术批判’，在政策上基本得到了解决。”同时，她还专门提到并借阅给笔者的部分重要文献史料，如李佩珊的“中宣部处理遗传学问题始末”、薛攀皋的“‘乐天宇事件’与‘胡先骕事件’”等，要求作者一定要认真地研读，从中领会其真谛。^[11]

李佩珊在第二次接受笔者访谈时反复强调：“中国遗传学家之所以得到一定的解放，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在苏共20大之后，在总结1949-1956年期间‘全盘学习苏联’的经验教训中，结合当时苏联科学界的动向和中国遗传学家的呼声，主动纠正错误，提出了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112]

图3 笔者第二次访谈李佩珊先生合影（2001）

李佩珊在第三次接受笔者访谈时还谈道：”以‘1948年8月召开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达到顶峰的李森科事件，是苏联共产党大力支持和斯大林直接干预的，在苏联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内批判资产阶级总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已经证明，李森科事件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反科学事件。” ^[13]

进入21世纪的初期，当年也曾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多年的黄青禾和黄舜娥，在撰写的“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14]专题文章中，以及2007年他们夫妇二人在接受张藜、郑丹的学术访谈时，^[15]都对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进行了重要回顾和深刻反思。

黄青禾、黄舜娥在撰文和接受访谈时谈道：“青岛会议已经过去40多年了，谁也不会低估它的历史意义。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1956年举行青岛会议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它的局限性。”“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在中国发生的遗传学问题，根子来源于苏联。而苏联1935—1948年发生的遗传学问题，根子在于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对遗传学的瞎指挥。遗传学问题实质上不是遗传学自身的学术问题，而是错误的政治干预造成的问题。”

图4 黄青禾的《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文章（《百年潮》2002:1》）

黄青禾着重谈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此，要纠正遗传学问题上发生的政治性错误，也只能借助政治的手段，用恰当的政治干预来纠正过去错误的政治干预。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年由苏联的斯大林一手制造出来的李森科案件，在中国派生出来的不良影响，则是由中国的毛泽东亲手纠正过来的。解决乐天宇的问题和决定召开青岛会议，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青岛会议既然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而组织召开的，就必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此，不能把青岛会议当作一次纯粹的学术会议，不能用纯粹的学术会议的评价标准来评价青岛会议。但如果从纠正一个历史性的政治错误的角度来看，评价就会大不相同了。”

4 几点重要的科学反思

综合上述对多位遗传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所做的访谈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能否认，处于1956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中国遗传学的100年发展史上，仍然有它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首先，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打破了1949—1956年期间中国遗传学的冻结状态；纠正了把遗传学分成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的错误；使处于危难境地中的中国遗传学家能够重新站出来，敢于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之后，遗传学家们可以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遗传学课程的开设和做少量的遗传学实验研究；科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一批遗传学的书籍和著作。

特别是在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之后，毛泽东曾经先后4次（1957年3月在北京、1957年7月在上海、1958年在杭州、1959年在北京）专门接见谈家桢，鼓励他“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谆谆话语。这一切，不仅从根本上挽救了当时处于绝境边缘的中国遗传学。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复旦大学等教学部门，也培养和储备了少量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在全国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以及工业、农业和医学等各个领域，通过更加艰苦和勤奋地工作，成为1978年以后中国遗传学重建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从中国遗传学走过的100年坎坷曲折的历程来看，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学术会议，因此它产生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由于在这之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的“反右”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十年“文革”动乱等政治运动，1956年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它所开创的一个中国遗传学家可以勉强从事遗传学教学和实验研究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维持多久。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期间以及之后的20余年时间，曾经纠缠于国内科学界中的“摩尔根遗传学派”与“米丘林遗传学派”之争，今天认真地进行一番科学分析就不难看出：所谓的米丘林遗传学，实际上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政治产物，完全是李森科打着米丘林的旗号杜撰出来的一套非遗传学的理论。

李森科之流无视国际遗传学已经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大量事实，否认遗传物质的客观存在，鼓吹“细胞中活质的点点滴滴都是遗传物质”的谬论。因此，所谓的米丘林学派，根本也不能构成遗传学中的一派或一家，或者说根本就不是科学，是没有任何资格参加在学术界开展的“百家争鸣”的。而“摩尔根学派”这个称谓，也是李森科编造出来的。

在遗传学的发展史上，建立在孟德尔基于豌豆杂交试验提出的遗传定律基础上；由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W.Bateson，1861—1926)亲自命名；并经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等众多欧美遗传学大师，在大量实验研究中发展起来的遗传学，本身就是对生物界中遗传与变异这一客观存在的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真实反映。

在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理论或学说，但是绝不可能有两种根本对立的遗传学派的存在。

主要参考文献

[1] 2020年10月上旬，冯永康通过电话和微信对复旦大学庚镇城先生进行多次访谈后获悉。

[2] 康丽婷.十年再聚首 1966年第二次遗传学座谈会预备会.科学文化评论, 2024 (2): 19-32.

[3] 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百家争鸣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 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任元彪,曾健,周永平,蒋世和.遗传学与百家争鸣——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 同[4],第183-218页.

[6] 同[4],第15-16页.

[7] 同[4],第84-85页.

[8] 同[4],第93-94页.

[9] 同[4],第97页.

[10] 同[4],第68-69页.

[11] 1998年8月12日，冯永康在北京参加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期间的休息间隙，第一次登门访谈李佩珊先生。

[12] 2001年8月10日，冯永康在北京参加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学术研讨香山会议时，第二次登门访谈李佩珊先生。

[13] 2001年12月，冯永康在北京参加“中美全球环境行动会议”结束时，第三次登门访谈李佩珊先生。

[14] 黄青禾.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百年潮,2002(1).

[15] 张藜、郑丹.我们在中宣部科学处——黄青禾、黄舜娥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2009(4):65- 85.

致谢：本文形成过程中，笔者曾通过亲临走访、电话访谈等多种途径，得到了中国遗传学界和科学史学界的李佩珊、薛攀皋、夏镇澳、庚镇城、吴鹤龄、赵寿元、李璞、赵功民等先生的热心指导与鼎力相助，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26年8月10日 再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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