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回顾

冯永康

（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科学界学人的多年访谈，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考证，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文献梳理，试图厘清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有关的重要史实。

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中国遗传学百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简要回顾并梳理这次遗传学座谈会有关的重要史实，可为当今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学人的教学与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与启迪。

1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和筹备工作

1952年底，由前苏联植物学家苏卡乔夫(В.Н.Сукачёв,1880—1967)担任主编的《植物学杂志》(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发起了一场针对农业科学工作者李森科(Т.Д.Лысенко,1898—1976)于1950年发表的“科学中关于生物种的新见解”文章的学术批判。与李森科有不同见解的科学家，纷纷加入“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在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上不同于李森科的学术观点。^[1]

1.1 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

1953年，随着沃森(J.D.Watson,1928—2025)和克里克(F.H.C.Crick,1916—2004)提出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并逐渐获得国际科学界权威人士的一致认可。孟德尔(G.Mendel,1822—1884)和摩尔根(T.H.Morgan,1866—1945)的遗传学理论，在学术界得到了更加广泛地支持。国内外的科学家们在讨论“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时候，也阐述了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的科学性和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并对1948年8月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以后苏联批判孟德尔——摩尔根学说的做法，提出了严厉地批评。

1954年12月，在我国科学界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科学通报》,全文刊载了由罗鹏（1926—2023）、余名仑翻译的苏联《植物学杂志》1954年第2期编辑部文章“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Вида и Вид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ее Дальнейшие Задачи)之译文，^[2] 这是在我国科学界第一篇全面批判“李森科物种理论”的文章。该篇译文的发表，在当时我国处于全盘学习苏联“一边倒”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中国科学界主要是生物学界和农学界，激起了小小的波澜。

图1 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科学通报》,1954,(12)

1954年10月至1957年6月，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黄宗甑、罗见龙等组织编译的《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中译本文集共21册，^[3]向国内科学界及时并客观地介绍苏联生物学界的最新学术动态。《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文集的陆续出版，开始引起国内科学界（主要是生物学界和农学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图2 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55

1.2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1956年，在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史上，被称为是具有重大历史转折点的一年。

是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全国重要的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组织负责人等共计1 279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4] 该报告用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讲了科学工作，号召我国的科学界“向现代科学进军”。

这一年，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宽松之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科学的春天”。

2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尖锐而全面地揭露了斯大林在当政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搞个人崇拜产生的一系列恶果。过去一直被视为“绝对权威”的斯大林，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在苏联生物学界，由斯大林用行政命令扶植起来的、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李森科，也随之迅速地走向了政治上的失势。在300多位苏联著名学者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呼声中，李森科被迫辞去了院长职务。^[5] 

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宣布恢复国际著名遗传学家、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原所长瓦维洛夫（Н.И.Вавилов,1887—1943）的名誉，并准备出版汇集有他提出的“遗传变异同源系列定律”和“栽培植物起源中心理论”等重要科学见解的《瓦维洛夫选集》遗著。

4月初，应邀来华帮助我国研究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苏联生物学家齐津（N.V.Tsitsin），带来了李森科被解除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的消息。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通过多种渠道，及时了解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提出的尖锐批评以及苏联在有关李森科问题上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等信息。^[6]

4月18日，毛泽东亲自批阅了康生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与宣传部部长哈格尔的一份重要谈话记录。该记录中谈到了“东德领导人对苏联过去批评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持有反感，特别是对李森科批判遗传学的不满。”^[7]

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还看到了东德介绍“他们正确对待本国持有与李森科不同学术见解的农业科学院院长斯多倍（H.Stubbe）的专门报道”。该报道中，着重谈到了“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和政府没有强制斯多倍放弃他自己的学术观点，鼓励他在遗传育种工作中，大胆运用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斯多倍是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编写有《遗传学史——从史前期到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一书。^[8] 从1949到1952年，他对李森科的物种理论作了严格的实验检验，并于1954年做出了完全否定李森科论断的结论。1955年，苏联《植物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之摘要。同年12月，斯多倍来到中国访问，在北京农业大学详细介绍了他的研究结果，并与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1909—2008）有过简短的学术交流。^[9]

毛泽东将康生报送的谈话记录，及时批复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在批复件中，毛泽东写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10]

在这之后，陆定一等人对发生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学术论争情况，也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研究。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开始的当天，毛泽东在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之报告中，谈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强调：对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对苏联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并说“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学习李森科的那一套，就是被举出作为盲目学习人家短处的一个例子。^[11]

 4月27日，陆定一在会上作了“对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的发言。讲到学术性质的内容时，他说道：“在生物学方面，有的人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12]

4月28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你的人必然就会越来越多。”^[13]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两天后的5月1日，周恩来在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到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该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14]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这就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主张对学术上的不同学派不要干预，并且对苏联共产党过去的做法不以为然。^[15]

5月26日，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下，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向到场的1 000多位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

图3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专题报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陆定一的专题报告，随即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16] 陆定一在报告中，反复阐述了学术自由的思想，强调了百家争鸣要“以研究工作为基础”。他谈道：”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允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允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学术界，对于某一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后，如果又发生了不同意见，仍然允许讨论”。

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突出强调的两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在自然科学及其学派上贴上各种各样政治标签的做法是错误的。（2）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上，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要教条主义地机械搬运。不仅要反对“全盘西化”，也要反对不加分析地“全盘苏化”。

中共中央决策者们的这些重要讲话和专题报告，不仅强调了反对给自然科学扣上政治帽子、反对用一种学派压倒一切的做法。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我国在“向苏联学习”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在这些问题当中，前苏联的李森科主义压制遗传学，就是尖锐的问题之一。

1.3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筹备工作

紧接着，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陆定一在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谈话时明确提出：要在遗传学这个领域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一个榜样。

按照陆定一的指示，于光远亲自出面召集了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的负责人，认真研究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和在我国遗传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以及具体的步骤，同时决定利用高等学校放暑假的时间，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一次遗传学座谈会。^[17]

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已经就遗传学近几年所出现的教学和研究方面极不正常的现象，表示过多次的关注。

 笔者通过研读《竺可桢日记》Ⅲ(1950—1956)和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等编辑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中国科学院院史专题资料）一书中所记录的有关要目，梳理出如下的有关史料：^[18]

图4  竺可桢日记（Ⅲ）

图5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

1956年1月5日，在科学院第27次秘书处处务会议上，贝时璋提出“遗传学工作问题可否在今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过兴先在会中谈道：“遗传会很需要开……目前遗传学工作未能很好进行，最好开一次会。”秦力生说“遗传会可开小规模座谈性质。”

2月7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科学院1956年工作计划”中，专门列出了由生物学地学部负责筹备召开遗传学工作会议的安排。

5月5日，竺可桢专程到李四光家，谈及关于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前不久被解职一事，引起的中国科学界思想混乱的后果。竺可桢与当时到场的于光远、戴芳澜、高尚荫、邓叔群、吴征镒等人，通过讨论一致赞同李四光提出的“由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主持和组织遗传学问题的讨论”之提议。在当天的日记中，竺可桢还写到“在4月20日的《参考资料》转载了4月10日《真理报》消息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李森科辞职照准。……李森科所指责的孟德尔遗传学说和定律，是无可否认其存在的”。

6月16日，竺可桢参见“生物学部召集之李森科讨论会”，同时参加这个讨论的有于光远、童第周、过兴先、祖德明等人。在讨论会上，童第周认为目前准备不充足，主张于8月间在青岛召开一次小组会。

在中共中央确定要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之后，于光远曾经专门组织中宣部科学处的黄青禾、黄舜娥、孟庆哲等人，开展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查找并编辑了有关的学习资料，以供有关领导人和要来参见座谈会的人员了解1935年至1956年间苏联生物学界发生的三次论争情况。会议准备的材料分成三个部分：（1）遗传学两派的历史和基本观点；（2）米丘林“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3）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争论的历史情况。

在这些准备材料中，特别是由黄青禾负责编写的第（3）部分，是他在当时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中呆了三个月，如同考古工作者那样努力地挖掘“文物”式地寻找资料。在查阅大量的苏联历史上的报刊（《真理报》、《消息报》、《农村生活报》、《共产党人》杂志等）之后，黄青禾经过翻译、整理和研究，编写出了多达5万字的系统性的背景材料，其中很多都是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

从黄青禾等人着手准备并汇集的这些报刊资料中，中宣部科学处的同仁们，第一次惊讶地发现了米丘林的旗帜被李森科滥用的事实，而且也了解到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本人，在对待苏联遗传学的问题上，以政治和强权干预学术并制造的大量学术冤假错案，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19]

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的前夕，《光明日报》记者还曾经到北京农业大学对动物遗传学家吴仲贤进行了一次专访。吴仲贤就当时高等学校讲授“遗传学”的问题，十分坦率地谈到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高等学校讲授的遗传学，1949年就被取消了，现在讲授的“遗传学”是李森科的。有人把过去讲的遗传学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甚至反动的，可是说这样一些话的人都不是学遗传学的，或者是对于这门学问不了解。科学的态度是要对这门学问的基本规律加以研究，看是否有实验的根据，要用不同种的动植物加以考验，然后根据实验的资料得出结论。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不会发生谬误了。吴仲贤还认为，把遗传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订入教学计划之中加以讲授、研究和发展，是迫不容缓的事情。他希望高等教育部和高等学校多多考虑、研究一下这个问题。^[20]

图6 吴仲贤教授谈遗传学教学问题（《新华半月刊》1956）

2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顺利召开和主要议程

1956年8月10日至8月25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贯彻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之后，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市栖霞路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召开。

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代表有来自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部系统的遗传学、育种学、细胞学、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分类学等方面的科学工作者70余人（包括列席20余人）。^[21]

在正式邀请的代表中，包括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农学院、华南农学院、西北农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中国协和医学院等高等学校的代表；中国科学院的植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实验生物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菌种保藏委员会、昆虫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代表；全国各大区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代表，以及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高等教育部农林教育司、中国科学院及生物学地学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等部门的人员。^[22]

在遗传学座谈会的列席人员中，则主要是当时前来青岛参加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动物学家，以及设立在青岛的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内的部分生物学工作者等。^[23]

图7  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代表的姓名、工作机关和职务

当时前来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各方代表，大家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对于什么是“双百方针”，会议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多半都是认识不清的。^[24] 但是大家也都意识到，座谈会开得是否成功关系重大。而会议究竟怎样开，又朝着哪个方向走，大家也都还是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

中国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定了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施平，担任这次座谈会的中共党组书记。整个会议由童第周、周家炽、谈家桢、祖德明、李继侗、奚元龄、过兴先等7人组成的会务小组轮流主持。^[25]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前夕，于光远等已经广泛地向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有关科学家，宣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针对当时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两派学者的不同顾虑，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积极准备在座谈会上大胆地、无拘束地发言。

2.1  遗传学座谈会的开幕式

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开幕式上，童第周说明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目的和要求。他讲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在遗传学上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要把遗传学中存在的问题，大家畅怀地谈一谈，消除过去存在的隔阂，互相了解、相互学习，使遗传学在中国得到健康的发展，力争在十二年内达到国际水平。”^[26]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作为党内分工负责科技政策的工作机构，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的基本姿态，就是创造一种宽松、平和的会议环境。为此，身为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在座谈会第一天（8月10日）和会议中间（8月20日）分别作了两次重要的发言。于光远在发言中，不仅针对当时遗传学两派之间的严重不正常状况，宣传了中共中央“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政策；阐述了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重要性。他还着重谈道：“苏联李森科的问题，从党的工作方法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教训。过去强加给摩尔根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应该全部摘掉。”

与此同时，于光远也以哲学家的身份，在他的发言中谈到了“不赞成把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要承认“有遗传物质不是什么唯心论，不是形而上学”、“解决科学问题不是哲学家的任务，科学的结论只能通过科学研究的完成去得到。”他特别专门谈到了“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等坦率而又明确的科学哲学的观点。^[27]

于光远在讲话中多次谈到“党对学术问题不做决议”、“学术研究自由”等主导会议方向的发言，给前来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科学家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解除了与会代表的思想顾虑，有效地营造了座谈会上宽松和自由的气氛。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专程前来青岛参加了遗传学座谈会。他除了在会议开幕式当天作了简短的讲话外，也在百忙中挤出部分时间，听取了在8月11日、13日两天与会学者的专题发言。^[28]

2.2  遗传学家的踊跃发言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安排了14天的专题学术讨论(8月19日参会代表休息一天)，共有56人在座谈会上作了170人次的发言。^[29]、

图8  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1956年8月10日—25日）

会议期间，来自各地的生物学工作者者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如“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的关系”、“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关于研究工作上存在的题”、“关于教学上存在的问题”等6个专题，利用每天上午集中的时间展开热烈的讨论与发言。同时，为了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气氛，座谈会的组织者也在下午或晚间安排茶歇，代表们还可以坦率而温和地自由摆谈，交换着各自的看法。^[30]

在经过与会代表小议同意的六个重点专题讨论过程中，参会学者的心态很不相同。遗传学家们从1949—1956年来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解放出来，心情是轻松的，多少带有一些兴奋。他们把憋了多年的学术见解，尽量地一吐为快。而那些以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起家的李森科主义者正好相反，在会议中表现出很大的失落感，也有一些人在发言中除了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表达了对李森科的一些批评。^[31]

作为这次座谈会主持人之一的谈家桢，在会上先后作了8次重要的发言。他在第一次座谈会上，不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也重点谈到基因理论在最新发展中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他着重谈道：“作为研究揭示有机体遗传和变异规律的自然科学的遗传学，其客观存在的真理只有一个。过去把遗传学分为米丘林遗传学和摩尔根遗传学似乎不很妥当。在一门科学里，容许有不同学说的存在，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考验，才能证实谁是谁非；也只有不断的争论，才能使这门科学发展起来。决不应该依靠任何外力来取舍一个理论”。^[32]

在座谈会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后天获得的性状究竟能不能遗传？谈家桢就此提出了反驳的看法，他说：“我们搞生物科学的人，也希望获得性能遗传。比如我们现在念了书，以后生了儿子不念书也能有知识，这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不能把愿望作为结论。”^[33]

北京大学的李汝祺在第六次座谈会的发言中专门谈道：”科学的标准和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决定于科学的事实，同时也决定于逻辑。科学事实乃是用比较可靠的材料和方法，要求最低的对照和数据，最好是经过统计处理的事实。这也就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共同语言。在做科学研究时，首先要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一定要建立在前人科学事实的基础上。有了假设就进行实验。得出资料后，再加以分析和综合，才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步一步的，有一系列的过程，这就是逻辑。”他还说：”我认为遗传学是一种科学，科学就是唯物的。”^[34]

在座谈会进行“遗传的物质基础”专题讨论时，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李竞雄也先后作了两次重要的发言。他首先开门见山地谈道：”遗传学问题论争的焦点，在于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不仅要有事实证明，还应包括实验材料、方法、结果的解释以及科学定义等。例如遗传学的定义问题，摩尔根学派说是通过遗传物质的，这是一百多年来生物科学发现的事实。而米丘林学派说是整个细胞的一点一滴也有遗传性，总得有事实来证明，要拿出确实证据来才能成立。在试验材料的选用上，摩尔根学派做试验要求纯的材料，而米丘林学派一般不注意材料。又如试验不用对照，就看不出某种处理的真正效应。不用统计方法也不能说明遗传变异是否显著，环境的作用也不能区别开来。《实践论》上说‘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所以，基因理论的观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35]

刚刚留学欧美回国不久的赵保国（武汉大学）、王德宝（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等学者在座谈会上，侧重介绍了国际遗传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赵保国在座谈会上所做的8次发言中，不仅重点介绍了关于“草履虫细胞质遗传研究”的工作，也谈到了细胞核与细胞质的相互作用与细胞分化的关系。王德宝在座谈会上，则向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学者，传递了遗传学研究最新发现的相关信息——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提出的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36]

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应竺可桢的专门邀请，前来参加会议的中国植物学的主要开拓者胡先骕，在大会的14次专题讨论会上，发言次数达到11次。胡先骕曾因在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教科书中，对李森科关于生物种的一些错误见解提出了批评。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召开有近1000人参加的“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胡先骕受到了批判。翌年，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曾经遵照周恩来的有关指示，专程来到胡先骕家中，代表有关方面就“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批判，说到“有过火处”，向胡先骕表示了道歉。

胡先骕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多次发言中，不仅从农业实践、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出发，依据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继续批判了李森科物种理论的荒谬；还专门建议各类高等学校要迅速地做好恢复讲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准备工作。^[37]

为期15天的遗传学座谈会，参会学者讨论得极为热烈。每个专题在讨论中都有不同的意见，其中争论最多的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与遗传变异”这两个问题：（1）从遗传学的定义上，是承认细胞中特定的遗传物质(基因)的存在，还是整个细胞的一点一滴的活质都有遗传性？（2）从环境对遗传的影响上，是环境影响改变的性状一般不能遗传，还是环境影响改变的性状是可遗传的，即获得性遗传？这恰巧就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与“米丘林遗传学”，在科学认知方法上，当时最大的两个争论焦点。

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代表，在会期间隙(8月19日)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照。

图9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留影

（图中第一排左起：1杨允奎，2祖德明，3童第周，4武兆发,5乐天宇,6吴仲贤,7何定杰,

8胡先骕，9李继侗，10李汝祺，11谈家桢，12周家炽,13娄成后,14李曙轩,15方宗熙；

第二排左起：1 孟庆哲，3 张 玺，4梁正兰，5奚元龄，6陈世骧，7赵保国，8余先觉，9罗士苇，

10戴松恩，11李竞雄，12崔继林； 

第三排左起：1 徐豹，2陆星垣，4 方心芳，5唐世鉴，6李 璠，7陈士怡，8盛祖嘉，

9刘祖洞，10黄宗甄，11夏镇澳，12 唐锡华，3黄青禾；

第四排左起：1王仲彦，2 应幼梅，3宋振能，5 施 平，6王德宝，7曾呈奎，8过兴先，

9施履吉，10沈善炯，11周 嫦）

【注1：图9中，只标记出第一排全部和后三排部分代表的姓名及位次。】

【注2：该张留影的识图工作，主要由薛攀皋（退休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正局级学术秘书。胡晓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国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大师之孙女）和冯永康等三人，从2019年至2023年，通过多种访谈途径、遍及国内20多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所获有关信息整理而成。】

在青岛遗传学会召开前夕，翟中和与赵世绪、周嫦等刚从苏联学成回国，他们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最年轻的参会者。在来青岛之前，翟中和就曾受到于光远的专门接见，并向于光远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时，所感受到的宽松学术气氛。两人在北京的高教部招待所整整一个下午的谈话，使于光远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在苏联的遗传学界，并非所想象的那样是铁板一块。^[38]

参加座谈会的李汝祺、谈家桢、戴松恩、陈士怡、赵保国、吴仲贤、方宗熙、奚元龄、李竞雄、陆星垣等遗传学家，都深深感受到我国遗传学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的先进水平，迫切期望能够迅速恢复遗传学的正常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参与下，这次遗传学座谈会受限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还是达成了一些共同的认识：①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展，并扩大研究领域；②建议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设立遗传学学术委员会，规划全国遗传学的研究工作；③在高等学校的遗传学课程中，摩尔根学说和米丘林学说的内容都应适当地介绍；④在其他生物学课程中，有关遗传学问题的片面观点必须纠正。^[39]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晚宴上，许多与会的遗传学家都喝了不少酒，十分兴奋。谈家桢本来已经有几分酒意，但却非常兴奋地大声宣称“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李竞雄上台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Morganism！”。他们的心情，代表着这一批遗传学家在遭受到6年的批判与压抑之后，精神上获得的又一次解放。^[40]

1956年8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正如于光远在座谈会期间作的第二次（8月20日）讲话中所谈到的：“我们提倡辩证唯物论，但是不赞成给某一科学学派，某一科学观点随便扣上一个唯心论或者形而上学的帽子。我认为随便给人扣帽子的人，就不是什么好的哲学家。我主张以前给摩尔根派戴的那顶‘唯心论’的帽子，从这个会议起，从今天起，应该摘掉。我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

图10 于光远在青岛遗传学会上的两次讲话（摘录）

这次座谈会由于受到“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会议精神保护，纠正了当时政治上胡乱干扰学术问题的错误。与会的遗传学家们才能够把几年来压在心底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在学术观点上可以直抒己见，从而打破了在这之前的科学界和教育界中，追随李森科主义者的“一派独鸣”的僵硬的、不健康的局面。

李汝祺认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应该是中国遗传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破了我国遗传学界较长时间的冻结状态。^[41] 也有学者认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实际上是向学术界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党中央关怀着知识分子，关怀着他们的工作，关怀着科学事业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发展史上进行严格地审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学术争鸣的会议。正如李汝祺、李竞雄等在会议发言中都重点强调的“遗传学问题的讨论，在于要有共同的语言。”而参加会议的各方学者，缺乏的正是建立在科学事实基础上的共同语言。

当时在国际遗传学界中，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及其弟子们早已通过果蝇遗传学一系列精彩的实验研究，证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线性顺序排列”。 1944年，艾弗里(O.T.Avery，1877—1955)和他的同事一道，通过巧妙而又缜密的“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提供了DNA是遗传物质的第一个实验证据。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通过通力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型，谱写出生命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壮丽篇章。

就在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生化学家王德宝已经在发言中，专门介绍了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DNA双螺旋结构。但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王德宝的发言内容，并没有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

上述所有这些具有突破性的遗传学研究成果及其应运而生的分子遗传学。对于我国当时的科学界来说，却都还处于默默无闻、浑然不知或不敢吭声的状态。

在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参会的不少学者仍然纠结于“遗传的物质基础”问题争论不休，根本不相信有基因的存在。一些坚持“米丘林遗传学”的人，还固执地仍然坚持前苏联李森科之流提出的“遗传物质基础就是细胞中活质（即原生质）的一点一滴”的谬论，死死守住不放。

翟中和在后来接受媒体访谈时，也谈到1956年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给他的感受最深的主要有两点：① 会议的确贯彻了“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② 会议的召开，纠正了一些过激的作法，使我国没有走到苏联那么极端，从而改变了中国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处境。^[42]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如同初秋时节的凉爽清风，逐渐吹散了积压在中国遗传学家心中的一股闷气和怨气。遗传学在中国，使科学界和教育界的学人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3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新闻报道与学术影响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期间和结束后，国内各大主要新闻媒体不仅进行了追踪报道，参加座谈会的各方代表回到各省市后，也及时地组织召开不同形式的汇报会，进一步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传达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主要精神。

3.1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的追踪采访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开幕的当天，新华社便派出通讯记者吕新初全程旁听了会议。吕新初不仅先后采编、及时发布了等新闻报道，还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他自己旁听遗传学座谈会的感想。^[43]

历时15天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期间以及会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以“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生物学家集会讨论遗传学中的理论问题”、“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结束——科学家们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提高”等为主题，^[44] 《光明日报》以“关于遗传学的理论问题的讨论”^[45] 为专题，《科学通报》以“科学界动态——遗传学座谈会”^[46] 等，都先后进行了会议全程的现场采访与跟踪报道，发表了与会科学工作者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和介绍文章。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不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的黄青禾和黄舜娥便接受《人民日报》的委托，撰写了“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文章。^[47] 该文对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会议情况、争论的主要问题等做了概括的介绍。文章正式发表前，曾在当时中宣部科学处经过认真地讨论和修改，并征求了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的意见。

从该文章的通篇内容可以发现，受限于当时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气氛和确定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基调，该文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会议的基本内容，确定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并非真正的学术会议，而仅仅是一个贯彻“双百”方针的样板会。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在发布记者跟踪采访的“遗传学座谈会后记”^[48]中称这次会议是一次富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学术集会。会议不仅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百家争鸣”的一个开端，也是我国米丘林学派和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在学术讨论上的首次接触，引起了国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主要特点之一不仅是有这次大会的许多重要发言，并且都一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于光远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也有一篇“进一度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的大会发言。^[49] 于光远的发言中，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工作的问题讲了四点意见，其中就包括党建议召开遗传学座谈会的经验。

图11  于光远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09.27第5版）

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部分生物学家在会议之后，也先后撰写了有不同认识观点的评论文章。如，谈家桢的“我对遗传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50] 祖德明的“各学派共同努力，把我国遗传学推向国际水平”；^[51] 方宗熙的“参加遗传学座谈会的一些体会”；^[52] 以及陈英的“遗传学上的百家争鸣——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53]等。胡先骕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的一文。他在该文中写道：“今日政府号召在学术上要百家争鸣，在文学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并且指出科学不能强分为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甚至指明即使是唯心主义亦许其争鸣。这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下，的确是一种明智而且必要的方针”。^[54]

3.2  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的出版

1956年11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30次院务常务会议上，听取并讨论了生物地学部提出的关于遗传学座谈会的报告。汇报内容分为“座谈会的基本情况”、“学术问题”、“遗传学研究工作”、“遗传学教育工作”、“几点意见”等部分。

科学院的院务常务会议确认：1956年8月10日至25日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还认为：鉴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遗传学的研究方向不够明确，意见比较分歧，“为了有领导地发展遗传学，决定在生物学地学部设立遗传学学术委员会”；同时为了加强研究工作，决定在植物研究所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建为遗传学研究所，责成生物学地学部提出筹备方案。关于遗传教育工作的问题，会议建议由高等教育部、教育部根据遗传学座谈会的意见，进一步研究后作出决定。

会议同意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作为内部文件刊印分发给有关机关、学校及座谈会的参加人员。^[55]

1957年4月，当时担任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会议总记录的宋振能（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生物学科技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汇总了56位与会学者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负责整理编辑成《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后，由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学术秘书的过兴先撰写了前言，并送交科学出版社以《内部资料》^[56] 出版。（图2）这本在当时作为内部资料、没有封面设计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虽然只印行了6280册，但是对于推动我国学术界的自由讨论，仍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图12  《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1957）

3.3  各省市区举办形式多样的传达会议

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学者回到各省市区后，先后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及时传达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主要精神，并专门讨论了在遗传学界怎样落实“双百”方针。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出版部门，也分别做出了规定，开始改变过去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错误做法。

1956年9月，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北京农业大学组织了有近400人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传达会。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李竞雄、吴仲贤、娄成后，以及周家炽、赵世绪等学者，在传达会上，继续就“遗传的物质基础”“环境与遗传”“染色体遗传学说”等遗传学问题，阐述各自的学术观点。^[57]

作为北京农业大学领导的施平，不仅在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全程虚心地听取了来自不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生物学者的发言，也利用会间休息与生物学家聊天，以进一步了解当时中国遗传学界的问题争论。在传达会上，施平还做了重要的补充发言。他要求有关学校的教研组，本着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进行遗传学问题的讨论，并对今后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出意见。施平还表示学校党组织和行政，将尽力创设条件来满足大家的要求。

同样是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北京大学在生物学系教学楼二楼的大教室，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召开了传达“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争鸣会；举办了关于遗传学的专题讲座。陈世骧应邀以“物种起源”为题，开始了讲座的第一个报告。李汝祺为青年教师系统地讲授了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基本原理；报告了他的关于遗传学研究的计划，选择以小白鼠作遗传学的研究材料。同时，李汝祺还组织青年教师阅读有关遗传学方面的中外文献，以加快遗传学人才的培养。^[58]

1956年10月，中国动物学会上海分会、中国植物学会上海分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上海分会和中国园艺学会上海分会联合，举办了有300多位生物科学工作者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传达报告会，谈家桢传达了会议的基本精神，介绍了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的基本内容。^[59]

作为开创中国遗传学教学与实验研究之先河的陈桢，当时因患甲状腺癌和心脏病，未能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当从助手陈秀兰代表他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带回的资料中了解到会议的概况后，陈桢忍着病痛的困扰，迅速组织研究力量，重建金鱼养殖场，和李璞、汪安琦等弟子一起，恢复了金鱼遗传学的研究。^[60]

1957年春天，陈桢在主持的刚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扩建成的动物研究所第一次学术会议上，对动物遗传学的实验研究规划和设想，从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金鱼杂交方式方法和金鱼的个体发育等4个方向，提出了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又结合生产实践的研究性课题，为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发展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

图13  陈桢主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1957）

3.4  毛泽东关心中国遗传学的发展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既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样板，当然也引起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关注。

3.4.1 毛泽东4次接见遗传学家谈家桢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休息间隙，陆定一将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与谈家桢握手时说道：”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在短短的交谈中，毛泽东不仅认真听取了谈家桢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议情况的简要汇报，还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61]

在这之后，毛泽东又先后3次（1957年7月在上海、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1959年国庆在北京）接见了谈家桢。每一次的见面，毛泽东都是首先询问中国遗传学发展的情况，并用他特有的风趣话语，轻松化解谈家桢的困惑，打消他心中的顾虑。当毛泽东得知遗传学的研究还遇到很多的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多次关心与积极鼓励，使谈家桢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国遗传学的满怀期望与大力支持，增添了他“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之后，谈家桢率先在复旦大学开始招收遗传学专业的本科生；恢复招收遗传学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生；同时，谈家桢又在国内的高等学校中，率先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并带领着他的弟子们，开展起以猕猴为材料的辐射遗传学的实验研究。

3.4.2 毛泽东亲自为李汝祺的文章加写《人民日报》编者按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在《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专栏中，刊载了李汝祺撰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文章。^[62]

图14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9日）发表李汝祺的文章

在该篇文章中，李汝祺写道：从遗传学上看，百家争鸣方针“对于鼓励独立思考、促进科学家的团结以及推动科学研究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学术方面，是非曲直，惟有通过争辩才能搞得清请楚楚，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就是这个道理”。在过去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真理只有一个，遗传学也只有一个，将来应该只有“家”而没有“派”。文章还强调：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实事求是地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而为了开展研究工作，又必须保证科学家的工作时间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等等。

毛泽东在读到李汝祺的这篇文章后，十分赞同文章中的观点。第二天，他便写信给胡乔木：“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毛泽东还亲自将该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把原来的题目作为副标题，并代拟了人民日报编者按。^[63]

在编者按中毛泽东写道：“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李汝祺的文章。

图14 《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发表李汝祺的文章

正是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对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多次出面表态与公开支持，处于1950年代特殊政治环境中的李汝祺、谈家桢等中国遗传学家，才能够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克服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始终坚持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一些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工作，从而使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得以勉强生存，避免了遗传学在中国遭到全盘扼杀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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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9年10月电话访谈薛攀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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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遗传学座谈会会务小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J].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

[26] 同[25],第1-3页.

[27] 于光远.一九五六年在青岛遗传学会上的两次讲话[J].中国科技史杂志,1980(1):12-21,75.

[28] 竺可桢日记Ⅲ（1950-1956）[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700-701.

[29] 同[25],目录1-3页.

[30] 于光远、李佩珊.半个世纪前的一场争论[J].科技文萃,2002(8):96.

[31] 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J].党史通讯,1985(12):23.

[32] 同[25] ,第7-12页.

[33] 同[25], 第133页.

[34] 同[25], 第111-114页.

[35] 同[25], 第54-56页.

[36] 同[25],第12-20页.

[37] 同[25],第69-74,88,133-134,181-184,185,210,212,244-251,260-261,274-277页.

[38] 钱炜.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双百方针”的试验场[J].中国新闻周刊.2011.08.08:75.

[39] 同[25],第265-281页.

[40] 于光远.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J].科学新闻,2006(17): 48.

[41] 同[24],第15页.

[42] 同[24],第78页.

[43] 吕新初.生物学家开始讨论遗传学的理论问题;遗传学中有些什么争论;遗传学座谈会讨论遗传物质基础问题.新华社新闻稿,1956(2257)(2262)(2272).

[44] 我国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生物学家集会讨论遗传学中的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8月12日第7版；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结束——科学家们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互相提高.人民日报,1956年8月26日第7版.

[45] 光明日报记者记录(8月23日、25日、27日、30日、9月1日).关于遗传学的理论问题的讨论[J].新华半月刊1956(19):118-125.

[46] 黄谷.科学界动态——遗传学座谈会[J].科学通报,1956(10:69-70.[44]

[47] 黄青禾、黄舜娥.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记遗传学座谈会.人民日报,1956年10月7日第7版.

[48] 李有明.遗传学座谈会后记.光明日报,1956年9月13日第1-2版.

[49] 于光远.进一步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共八大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第5版.

[50] 谈家桢.我对遗传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人民日报,1956年9月6日.

[51] 祖德明.各学派共同努力，把我国遗传学推向国际水平.人民日报,1956年9月15日.

[52] 方宗熙.参加遗传学座谈会的一些体会[J].生物学通报,1956(10).

[53] 陈英.遗传学上的百家争鸣——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J].农业科学通讯,1956(10).

[54] 胡先骕.“百家争鸣”是明智而必要的方针文章［J］.科学通报，1956(8):67-69.

[55] 生物学地学部.关于遗传学座谈会的报告（1956年11月20日向院务常务会议的报告）[J].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175-181.

[56] 遗传学座谈会会务小组.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J].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3.封面,扉页,目录,前言,第1-285页.

[57] 北京农业大学师生座谈遗传学.人民日报[J],1956年9月14日第7版.

[58] 新华社新闻稿,1956(2355).北京大学开展关于遗传学的研究.

[59] 高震.遗传学座谈会上海传达报告会记要[J].生物学通报,1956(10):56 .

[60]  2022年9月20日冯永康通过电话访谈陈秀兰先生获悉。

[61] 赵功民.谈家桢与遗传学[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30-231.

[62] 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7年4月29日第2版.

[63] 李汝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第7版.

致谢：本文从拟题到文稿的撰写完成，经历了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过程。在这期间，笔者曾通过亲临走访、书信往来和电话访谈等多种方式，先后得到了中国遗传学界和科学史学界的李佩珊、薛攀皋、夏镇澳、庚镇城、吴鹤龄、李璞、赵寿元、赵功民等先生的热心指导与鼎力相助，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26年5月20日 修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