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阅了日本专家丸尾常喜著的《明暗之间：鲁迅传》(陈青庆译)一书，并做了摘录，由此联想到了我的当下思考。鲁迅是我国一百年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从他的身上读到我是需要魄力的，我也要拿出我生命中类似的经历来与之交流。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面临“科学与文学两种可能性”，并在其中“尝试、摸索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我呢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邓晓芒教授的《作为“大科学”的人文科学》一文，文中说的“人文科学为自然科学奠基”的观点颇让我触动，后来我的研究也论证了这一点。“在《科学史教篇》的结尾，鲁迅提到人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审美的情感和聪慧的想象力。”我的研究生学习后半阶段大都在科学与文人(数学与哲学)中来回徘徊，现实科学研究更多的是“《天演论》的作者严复强调的是，存在于“西学”根源的归纳法和经验主义”，而我的想法偏离了，倾向于鲁迅主张的“归纳法应通过演绎法加以完善，许多科学发现的背后不仅有智力的支持，还有理想、灵感、激情与感动等非经验情感的支撑。”故此我的关注从数学走向哲学，从科学转向人文。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如下：

        凡事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我也曾经问自己，我离开数学值得吗？随后想通了，我在这条道路上再怎么努力可能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工作和充当“看客”，面对别人的讥讽我不会觉得自己不幸。人的精神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对象，就是“我”，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大谈“我”的遭遇和发现，结果是书上到处的仁义道德其实是“吃人”，我也想到了教育与教科书中的一些深入的东西，可能也是在“吃人”。

       鲁迅早年“翻译了《同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部小说”，“两部译作试图根据当时梁启超提倡的启蒙小说理论，借白话小说的力量普及科学。”这个想法跟我提出的“数学教育文学研究”设想类似，比如我最近就从鲁迅的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想到“怎样做老师”的话题，鲁迅直面现实与黑暗的牺牲精神鼓舞着我这后辈，“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其中“以爱代恩”的思想在百年后的现实中前进了一半，后一半仍需诸位的努力。

                                                                                                                       2026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