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反智主义现象的表现及其治理路径[1]

李侠 管仲怡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近年来，由于在公共领域频繁出现个别专家违反常识与逻辑的言论，公众对于专家群体出现了一种普遍性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趋势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被称作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关于反智主义，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很多时候是以一种态度或立场呈现出来的。按照加拿大学者埃里克•莫克利（Eric Merkley）给出的界定，所谓的反智主义是指“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普遍不信任，也是解释公众接受科学家和专家建议的一个重要概念”^[1]。在世俗化与全球化日益捆绑在一起的当下，莫克利还颇有远见地指出，反智主义通常受到民粹主义者的欢迎，他们将专家视为一个精英阶层，旨在通过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剥削普通人。同时，知识的民主化和专家在政府官僚机构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潜在地提高了这一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式，如果不能未雨绸缪，而是任其发展必将影响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整体进程。此外，反智主义一旦形成便很难清除，在社会转型愈发复杂的当下，借助于互联网的传播功能，中国社会正在遭遇反智主义思潮带来的强烈冲击。

伴随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反智主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某时某地，而是扩展到世界范围内，演变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2]。“权威”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人文情怀，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然而，近年来一些以权威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的专家，在就某些问题发表意见时所呈现出来专业素养与水平名实不符，有些言说与事实南辕北辙，由此成为全社会的笑话。如果仅仅是由于自身专业水准不达标，尚可原谅，只要加强鉴别遴选即可，更可怕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以权威身份为利益站台坑害社会，这种趋势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一，给公众造成严重的认知混乱；其二，恶意透支了整个社会对于科技共同体的信任，从而破坏科技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由于缺少明确的惩罚机制，这种趋势有泛滥之虞。面对如此困境，以专家学者为代表的权威信誉受到普遍质疑，而公众又没有办法鉴别那些权威的真假，只能以极端的情绪面对这种无力感，专家们日益成为公众批判和发泄情绪的对象；反应激烈者便以反智主义者自居，并自诩清醒，成为背离权威的“逆行者”。事实上，知识分子承载着推动社会进步、创新和思考的重要责任，在各个领域内积极探索和贡献知识，相较于普通民众来说，面临着更多来自社会的质疑、批评和压力。在高度分工的社会里，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生产者与传递者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比以往承担更多的责任。他们提供的新知识和新思想与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他们也被视为威胁现有知识/权力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人群；又因其在社会中存在一定的影响力，容易引发来自普通民众的不满与质疑。纵向来看，对于知识分子的攻击长期且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中[3]。由于不良专家的时时涌现与大量存在，对权威的敌视在网络里也表现得更为明显与越发持久。

网络社交平台由于其特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和自主性，让网民们拥有了一个相较于现实来说更加自由和平等的空间。当反智主义渗透进网络社交平台后，网络反智主义的新思潮也随之涌现。如何尽可能减少网络反智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民众正确认识事物与识别正确的知识，在当下已经成为健康社会保卫知识与拯救专家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网络反智主义的缘起

“反智主义”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62年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事实上，“反智主义”并不是一种“主义”[4]，也未能形成系统的学说，而是一种怀疑知识分子、轻视智性价值的社会思潮。霍夫斯塔特指出，反智主义与宗教发展、阶级观念和工具主义息息相关[5]，逐步从政治扩散到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依据对理性价值的追求与否，反智主义者将人类简单划分为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两类，他们贬低知识分子的生活价值，批判知识分子的内容产出。反智主义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敌意往往来源于简单片面的个人判断，并通过情绪宣泄完成个人诉求的表达，其深层原因在于知识分工带来的社会疏离感，以及个别无良专家恶意透支公共信任引发的整体声誉崩溃的结果，这一情况与社会发展呈现出相关性。总体来看，反智主义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多个方面，反智主义者的具体诉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科技发展带来大众生活和社交方式的转变，网络在大众日常社交活动中的占比日益加重。大批社交平台的出现，如微信、微博、小红书等，使得平台使用者们产出的内容能够被大众即时看到，平台特有的互动机制也使得其他使用者能够参与话题讨论。再加上，网络社交平台由于其所具有的低门槛、低限制、个性化等特点，吸引了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成为大众观点输出、交流讨论的内容聚集地。正因此，平台上的言论存在内容多样化、表达情绪化、发布随意性等显著特征——在这里，可以摆脱传统媒体时代的“被掌控感”[6]，“人”的自主性在网络空间被完全释放，同时传统的认知模式在这种新的交流空间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换言之，旧的规则与新的行为不匹配。例如，关于某个观点的对错，在旧的范式下，这个问题是由专家来作出裁决；而在自由的网络空间，人们给予话语权平等的社会理想，采取多数人决定的原则，此时专家的意见反而是不平等的体现。这就带来一个根本性问题：决定对错（真/假）的标准是什么？人多就一定是对的吗？科学史的研究早就指出，很多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何平衡多与少、平等与不平等以及对与错之间的内在关系，公众并没有做好准备。在这种匆忙背景下，中国强烈反弹的反智主义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于话语权不平等的反抗，对知识不确定性的质疑以及对于无良专家（恶意的以及不合格专家）的抗议，这多重因素共同催生了中国网络空间中的独特反智主义的表现形式。

近年来，反智主义借助互联网平台，以全新的方式出现，甚至在众人未曾察觉的情况下渗透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网络反智主义出现在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讨论之中，反智主义者（包括部分尚未明确认识到自己具有反智主义倾向的民众）借助舆论的力量攻击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知识分子，从而达成情绪宣泄、实现假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等目的。在大量类似言论的堆砌下，社会事件的关注点被迫偏移。由于从众心理，大众讨论的重心从事件本身转移为观点之间的交锋和辩驳，最后以人数的多少决定事件的对与错、善与恶以及美与丑。喧嚣过后，事件的本质仍处于晦暗不明状态，分歧没有解决，但认知分裂的事实却被固定下来，从而导致网民之间的对立感被强化、社会风气浮躁化，以及网络环境的暴戾化，固化民众的偏见与错误认知，导致专家信任危机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在这场对立中没有胜利者，在理解事实本身方面，整个社会都输了。

二、对中国网络反智主义现象的结构化分析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有两种分析进路，其一，结构—功能主义；其二，功能—结构主义，对于反智主义现象而言，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范围的反智现象，这是功能层面的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呢？为此需要揭示产生反智主义的社会结构问题，基本这个目标对反智的表现形式、内核与载体进行结构化分析。

1、表现形式

反智主义在美国盛行时，美国民众“似乎丧失了逻辑思维的能力”，从社会层面上来看，伪科学、假新闻以及非理性学说广泛传播，阴谋论随处可见[7]。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大量反智主义言论，质疑专家言论的真实性，在情感的支配下完成内心情绪的宣泄[8]。反智主义观点借助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化产品和话语表达方式进行传播，其表现形式大抵可被概括为以下几种。

借助“意见领袖”身份进行舆论引导，污名化专家及其言论。早在2009年美国爆发猪流感，政府呼吁民众接种疫苗时，就有电台节目主持人公开宣称“我不会接种疫苗的原因恰恰是你告诉我必须接种”。由此可见，反智现象并非是从网络社交平台盛行后才得以兴起的，而是当社交载体转变后才由隐到显、愈演愈烈的。网络社交平台使得普通民众成为“意见领袖”的门槛降低，拥有较高粉丝数的人仿佛就能拥有更多话语权，其发表的言论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相关机构的审核，就可以对公众产生影响。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舆情为例，大型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带给民众不安全感，需要通过获取大量信息以缓解内心的恐惧，网络便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的信息来源。在部分营销号和发帖人宣称的“可靠消息”的引导下，民众接收到很多不同于主流专家言论的消息。于是，在关于专家最新研究成果和防治建议的有关报道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以往个别无良专家的观点殃及池鱼，导致众多网民戏称专家为“砖家”，认为“砖家”们无利不起早，发表的言论都是出于私利，专家系统原本具有的声誉与信任系统面临严重危机。在民众眼中，由于那些专家并不具备令人称赞的学识和素养，因此也不应该得到超出普通人的尊重和认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在后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更加依赖专家系统，这样才能保证个体的本体性安全^[9]。在无比需要专家的时代，专家系统却失灵了，由此更加剧了公众本体性安全的焦虑范围。对此，哈佛大学科技史家内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曾指出：“一切科学工作都很容易被不断向前的知识所推翻或修改。这并不会赋予我们一种自由，可以无视已经拥有的知识，或拖延在特定时间看来需要采取的行动。”^[10]

在发表意见的过程中，追求能够快速产生收益的建议。网络空间中的反智主义言论大多出现在对于社会事件的评论之中，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信奉唯实用论。他们不看重未来的长线发展，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短期之内就能得到的收益。一旦短期内未产生明显效果，即便正确的观点也会立即被指责为“无用”。网络平台上“无知即美德”的偏见泛滥，“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知识改变命运”似乎不复存在【11】。在关于高学历学生刚毕业时未能找到满意工作的讨论中，更存在一种令人错愕的反常识言论，认为“社会上都是学习成绩好的人给学习成绩差的人打工”。读书和学习在短期之内无法取得快速收益，便成为了被批评和被嘲笑的对象。

存在大量由情感支配、过度自信、轻信谣言，甚至辱骂等非理性行为。网络平台上的反智主义现象表现为拒绝理性思考和深入推敲，在认识论上坚持“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由于在社交平台上发言几乎不需要任何门槛，应有的顾虑也比现实生活中少了很多，反智主义言论便伴随着情感宣泄奔流而下。这些言论具有看待问题流于表面的特点，蔑视知识分子，并对其成果报以绝对的批判态度，从而彰显发言者的特立独行，由此达成内心的平衡与自我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部分网民发表的言论存在反智主义倾向，但他们并不了解反智主义的实质，只是在网络舆论的裹挟下成为万千从众网民浪花中的一朵。他们往往具有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小，或社会阅历较浅等特点，很容易被反智主义的言论俘获。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报告》（2022年）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在学历结构方面，初中的占比遥遥领先，达到了40.5％；其次是高中/中专/技校，占到21.5％；还有19.2％的为小学及以下学历。由此可以清晰看出中国的网络生态结构，初中及以下占比接近60%；如果算上高中，人数占比则达到80%以上，中国网民群体的知识结构构成可以解释为何网络反智主义如此甚嚣尘上。很多网民早已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反智主义者的拥趸，助长了反智主义现象的蔓延，该现象的广泛存在也使得网络空间中反智主义现象的内核发生了变化。

2、反智内核

随着时代发展，网络平台上的反智主义言论与过去有所不同。如今网络平台上的反智主义言论真正反对的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一切和“专家”这一称号密切相关的人；对知识（或者说智识）的批判早已退居其次。部分表现出反智主义倾向的网民，实质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智主义者，他们发表反智主义言论的根本原因是对当下专家信任危机的反动——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不仅仅是某些占据高位的无良专家（而非科学本身），还包括那些推选出这些专家背后的机制。从更深层面来说，也是对当前扭曲的知识/权力产生机制的反抗。

由此可见，网络平台上的反智主义言论反对的重点对象是失去民众信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发表反智主义言论的直接动因，是认为那些不具备真正知识的人却冒充专家，获取相应收益，从而破坏了公众本应从真专家那里获取知识的利益。但他们决定不了那些假专家的招摇撞骗与肆意横行，只能采取激进地反对一切专家的做法，以此捍卫那些本应得到而被无端侵蚀的利益。这种极端主义的解决路径对于我们个人福祉的保护是不可控的。奥雷斯克斯针对这种情况给出的建议是：“我们不能消除信任在科学中的作用，但科学家们不应该指望我们只凭信任就接受使他们的主张……我们信任的基础不在于科学家是明智的或正直的个体，而在于科学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主张经过严格审查。”[12]反智主义中的很多人并不反对知识本身，只是认为那些专家不具有真才实学，他们总是幻想民间有高人的奇迹，并在虚拟世界里完成对于个人自由、权利与公平的呐喊和争取。

3、反智载体

在网络空间中，反智主义者使用的传播手段非常灵活，常采用一些技巧性的手法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们往往不会直接展示其观点，相反，他们将反智主义隐藏在主流意识形态背后，依附于其他社会思潮之上，将“反智识、反科学、反理性”的观点粉饰为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话语权争夺，引导人们在追求“自由”、追求“平等”的旗帜下行反智主义之实。如网络话题、热门搜索、微博评论等，将其反智思想渗透到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中，从而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三、网络反智主义传播的模式与路径

反智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渗透和传播，其特点可从主体、客体和载体的视角进行分析。其中，主体视角指科学知识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以及作为知识传播主力的知识分子的部分行为对于科学权威性的减损；客体视角是指网络空间中的文化环境具有其复杂性，和其他外部因素对于反智主义思想的助长；载体视角则是指作为科学信息传播渠道的网络平台在反智主义传播中的模式与作用。

1、主体视角

（1）知识的发展性

在碎片化时代，民众追求“所见即所得”，他们希望看到的信息是已经确定的结果。事实上，科学研究是一个踩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向前探求真相、不断打破旧有认知的过程，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以阶段性成果的方式出现，目前科学家们得到的研究结论存在着未来可被推翻的可能性。知识分子们从事的正是不断靠近真理的过程，民众却不愿为此买单。当民众发觉专家们在不同阶段发布的成果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便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专家的结论出现错误，这才导致其言论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此外，科学研究具有灰色地带，目前的研究水平只能揭开世界神秘面纱的一角，不同研究领域内的专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偏差，某一领域内的知识难以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样一来，知识的不确定性为民众获取确定性信息带来了困扰，导致民众错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不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无法为生活提供指导，更无法帮助民众实现利益的快速获得。尤其是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件之中，知识分子视角下富有魅力的研究过程却会给民众带来内心的不安定感——毕竟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需要由民众自行承担。

（2）传播本位

作为科学知识普及和传播的主力军，知识分子与专家们本应承担起维护科学权威性的重任，帮助民众了解科学、走近科学，将知识融入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遴选机制出现问题，使不合格者成为专家，导致部分专家的专业水平和素质水平都不达标，其观点遭到民众质疑，也使得“专家”这一群体的声望大不如前。随着各类学术不端事件的“出圈”，科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在民众心目之中的可信度下降；部分专家自身定位脱离公众生活，言论违背公众常识。《医学争鸣》杂志曾刊发一篇名为《海鲜水产品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滋生的重要“培养基”》，内容违背病毒学基本常识，引发行业内热议。后有其他科学家指出，该文章的发表没有考虑过对水产业的影响，目的在于“博眼球”，极其不负责任。

当专家身份与利益相挂钩，其立场的独立性也将受到民众的质疑。以医药行业为例，随着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药品推广常常需要依赖专家的推荐和支持，而一些药企为了提高销售业绩，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专家施加压力或提供利益回报。在专家推荐某类药品时，民众的第一反应是质疑专家是否变成了“带货主播”。专家推荐的药物是否对症？专家与该药物之间有何利益关系？这些问题萦绕在民众心中，即使专家自身是价值中立、利益无关的，但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也会促使群众怀疑他们之间存在利益输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美国政策专家戴维•迈克尔斯曾指出，在美国市场上就存在为“产品辩护”而衍生出来的一批专门制造“可靠科学”的专家，“产品辩护事务所无处不在，服务各类行业和客户……显然，为某些有毒产品辩护已成了一门小众但利益丰厚的生意。”【13】而且这种不道德行为很容易找到脱罪的借口，诚如迈克尔斯所言：“如果只谈纯粹的科学，产品辩护最终还会败给有力的科学证据。但同时，产品辩护可以帮助相关行业拖延时间，让保护公众健康的措施迟迟无法施行，并借这个时间差赚得大把钞票。”【14】为此他甚至提出，人类的无罪推定原则并不适用于化学物质。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范围必须扩展到生物医药。

2、客体视角

（1）文化环境

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整个社会贫富差距被不断拉大，由此形成的认知差距也在变大。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资源，而贫困地区的居民则面临着基本服务需求无法被满足的困境。普通人能够凭借个人努力跨越阶级的途径越来越少，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带来精神焦虑和与精英阶级的对立感。在分化的社会内部和反智主义者刻意的引导下，普通民众将知识分子及其所在阶层视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不断加深内心的敌对感[15]，在不满情绪的主导下让反智主义言论从科学领域向其他领域扩展。

此外，就文化氛围来看，现代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的信息爆炸式增长，“高效率”成为现代人追求的目标。民众的时间被不断挤压，倾向于通过视觉效果强、占用时间短、不用思考的方式获取信息，各类短视频平台便应运而生。民众“娱乐至死”，深陷“奶头乐”而不自知，逐渐失去读完一部书、看完一部纪录片的耐心。快餐文化缓解了快节奏背景下的心理压力，反智主义又为窘迫的日常生活开启了一种精神解放的模式与路径，而且是成本最低的反抗模式，与门槛最低的路径，它不需要思考，盲听盲从就能获得即时的力量感，这也是乌合之众形成的内在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智恰恰是很多人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手段。

3、载体视角

大众传媒本质上仍是盈利机构，想要增加点击量和评论量无可厚非。然而，在营销策略上，部分媒体为博人眼球蓄意引战，任由反智主题泛滥，故意挑起争端，夸大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缺点、错误或争议观点，忽视或淡化他们的成就和贡献。这种做法在无形中加深了公众对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使他们被塑造为自负、孤立和与社会脱节的群体，这也为反智主义思潮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层面上的土壤与环境。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负面看法和偏见持续加固就会塑造一种错误认知，从而最终让公众的利益受损，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对知识、科学和理性思考价值的认同与信任。这种氛围持续下去会拉低整个社会的认知基准线，进而影响国家层面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英国评论家赫克托•麦克唐纳在论述后真相时代的特点是曾指出：“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内心观点冲突的真相。”【16】由于竞争性真相的普遍存在，每一群人都选择自己认为的真相，久而久之在反智主义群体中就会形成信息茧房，从而以正反馈的形式强化反智主义，这是以往历史中重来没有过的现象。由于竞争性真相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模式，而我们的思维模式又决定了我们随后的选择与行动。因此，消解反智主义对于当下与未来都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这就需要网络平台加强对反智内容的主动筛查，并对违规内容实施惩罚措施，使网络平台成为遏制反智思潮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积极增加高质量内容的供给。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和监管机构，导致部分媒体从业者本身缺乏科学知识，在对专家观点的解读上出现偏差，或者出于各种原因对信息进行了主观性的解读和处理，甚至操纵信息；这部分是由于媒体内部稿件审核不力出现错误信息等原因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是，媒体所处的公共领域内缺乏多元化的氛围，导致对于错误信息无法形成有效的纠偏与制衡机制。上述诸种现象不仅使得知识分子在民众心中的权威性大幅下降，还引发了公众对媒体真实性和公信力的质疑，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式的双输局面。

四、结语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消灭反智主义，但是通过政策安排与文化生态环境建设还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该思潮的泛滥，从而让整个社会在认知上不至于出现劣币驱良币的现象，这一点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的中国尤为关键。很难想象，一个充斥着敌视知识与专家的社会能成为文明与进步的国家，更遑论会成为创新频繁涌现的知识高地。在全球化转型升级的今天，营造文化生态最优、提升群体认知水平以及制度成本最低是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清理日益泛滥的反智主义思潮在当下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个温和、理性而有活力的社会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放任反智主义盛行将酿成难以承担的后果。

就治理而言，首先，短期内相关部门对那些经常在公共空间发表荒腔走板言论的专家要加强监督与治理。这些所谓专家不但扰乱了公众的认知，还败坏知识共同体多年积攒的声誉资本，加剧整个社会在认知上的撕裂，无端增加了整个社会的鉴别成本。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对那些公众意见很大的专家采取资格审核与社会准入制，真正实现责任与权利的统一。

其次，从知识分子角度来看，重中之重是提升专家个人专业素质与科普水平，并建立起透明和规范的专家评审体系。专家个体也应该自觉遵守科学伦理和规范，保持专业的公正和客观，对产出的信息与知识负责，从而赢得公众的尊重。第三。公众也有提升自己认知的伦理责任。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反智主义都是生长在盲从与平庸的罪恶的土壤上的，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无反思性行动。

[1]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强化现代化建设科技人才支撑的实现路径与对策研究”资助，编号为：23AZD040，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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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毕少斌.反智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之构建[J].湖北社会科学,2016(04):168-174.

【13】【14】戴维•迈克尔斯.怀疑的胜利——暗钱与科学腐败的真相【M】.徐梦蔚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1.25、29.

【15】 阚道远,梁靖宇.欧美反智主义的兴起：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嬗变的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2(04):82-93.

【16】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M】.刘清山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10.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在《今日科苑》20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