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专业化与学科分化（一）（TClizzy）

一  分化的学术系统

伯顿.克拉克教授在其名著《高等教育系统》（1983）中曾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理论作出详尽分析，他提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学科和院校高度交叉而成的“矩阵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庞大而恒久的学术系统矩阵结构不是人为规划的，而是自发形成的。这种结构的自发形成是如此符合‘事物的本质’，以至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事实上的确没有。高等教育必须以学科为中心，但它同时必须聚集于知识机构。”不难意会，“矩阵结构”正是学科与院校通过纵横交错的经纬线编织而成学术世界的网络，高等教育系统内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参与者（如捐赠人、官僚行政人员、专家教授、教师群体、学生群体及外部利益集团等等）、资源及纷繁多样的工作任务都由此获得了合法空间，以及将彼此紧密联系起来的线路；当然，将分化的各部分联系起来的力量的各种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类非人为规划的自发机制、或者表现为并非由个体和某一群体意志决定的“矩阵结构”，其内在地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长期演化与变革的过程之中。

应用社会分工理论的普遍性原则对于分析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性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具有极其关键意义。中世纪大学是公认的学术“行会组织”的起点，19世纪，德国的洪堡首创的现代大学的改革运动，使现代大学首先在其承担的社会使命方面发生了分化——大学从传递知识，培养年青的接班人的场所转变为推动科学进步的加速器，以及现代大学成为社会中最先进的知识与智力的中心；大学发展本身极富现代意义的分化不仅将大学功能扩展到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广阔空间，而且在教育对象、组织形式与层次、规模结构及学科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正在经历着持续不断的分化过程。尤其欧美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于20世纪60、70年代遭遇了高等教育扩展的“黄金时代”，是一个体现“文化下移”的强烈需求的大众化时代，正如克拉克教授在其《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学术分化》（1978）一文中所提出的：“学术结构的生命力暗示着一个宽广的政策，即从扩展的经验到现在合同的经验，是一种结构分化，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同义语。”进而，在其《学术生活——小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1987）一书中指出：“教学与科研的进退维谷的境地的根源深置于竞争和等级的条件之中，这些条件隐藏在开放的和严重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的长期运行的机制中。如果不进行相当程度的分化，系统是不能够实现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的并存的。”由此可见，分化着的、庞大而多样的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灵活应对以注册生数及院校规模迅速增长为特点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各方面需求的机制。例如，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多样化的院校分类不同于英国，英国也与法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美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分类的高教系统之一，如1976年，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委员会对高教体制做出精细分类在其它国家是不多见的，在有用的、广泛分类的范畴等方面是一个典型例证，正如业界人士早已熟知的，学科分类几倍于院校的分类：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生物科学领域知识爆炸式的增长，已使生物学提供了亚专业化（Subspecialization）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单一的大学里，生物学中大约有五个或更多的亚领域获得了独立的系或研究所的身份。如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设有生物学系、微生物学系、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生物数学和生物化学系、分子生物学系，还有一个大型的跨系的教学计划，也能够颁授博士学位证书。而生物学系本身被列入30多个领域，它们提供研究生自由选择的专业领域，攻读博士学位。80年代末，设在宾州的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 Philadelphia）对科学中的专业领域进行分类研究，得出当前仍然活跃的科学中的专业领域就超过8000种。另一方面，分化的高教系统结构越是成熟就越能够推动各学科或专业领域寻求独立身份的尝试，因而就越能够推进专业自主程度的提高，当高教系统从应付规模扩展转变为迎接一个“契约式”合作与控制的新时代的时候，由于“专业中的专业具有固有的离心性，尤其是每一个亚专业都是由科研的必要性所驱动的，这种科研不断地扩大其自身的知识基础。多元化（Polymorphism）于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趋势，分化（Differentiation）比共性（Commonality）更受鼓励。”大致从组织学意义上讲，学术世界的分化与分工在克拉克教授多数专著和学术论文中是一个关键命题。他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涵概了分化的两个方向和两种职责，一是院校的分化、另一个是学科的分化，当我们依循着院校和学科分化的路线对高教内在的结构特性进行探索时候，人们便发现了许多吸引人的命题：是什么力量将如此多样而分散的部分与参与者联结起来？学术行会持久的控制力量源自何处？学术权力如何在拉平一个垂直的等级的同时，却需受命于政府及行政科层的指令？作为一个“沉重的基层”领导如著名教授和系主任，肩负院校与学科双重职责，他们是怎样协调和融合这两重使命，又是怎样在“松散结合式”的社团与“等级森严”的科层组织之间寻求平衡？所有纷繁多样的系统内部和外部合作与控制的模式都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勿庸置疑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怎样的。以上的问题构成的本著试图加以诠释与探究中心内容。

二、水平分化——

学科分化是构成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基本差异的基础

所谓的学术专业化指以学科为中心的分化，大致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学科分化驱动力源自知识持续不断的增长。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分类与分配，由此学科在组织意义上的分类及对师资及其它资源的分配，决定了院校内部工作任务的划分与分配，并且赋予各种工作以相应具有较大差异的内容，因此，学科分化与学术专业化构成各国高教系统分化的最基本的差异；二是专业化意味着随着专业自主程度的提高，赋予某种学术专业活动以一定的声望、权威及地位，往往通过专业地位“合法化”的途径，获得相应的工作任务与资源配置的权力，因此，理解学术专业化的涵义将提供认识“学术权力”“学术自治”等基本概念的出发点；三是学术专业系统被克拉克教授称为“小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喻指分散性、竞争性、多样性与分权机制成为现代学术专业化运动的固有特征；四是整合的学术专业系统是通过极为分散的小而窄专业领域及其成员的特殊身份一点一点重叠而成的。

其次，分化的、多样化系统提供了维持大众型高等教育与精英型高等教育并存的运行机制。多种类型、多种层次与多种等级划分的系统普遍被认为拥有能够为社会进步所需求的尖子人才的培养提供有效保护的运行机制，因此，院校机构的分化在一个规模迅速扩张的时期，被各国高教系统当作缓解结构超负荷运行压力的有力工具。

再次，水平分化对高教管理模式的影响。毫无疑问，机构水平的分化加速了学术系统内部的劳动分工，此类分工被应用为帮助了解专业工作与官僚行政工作之间区分的主途径。专业化维护了学术活动赖于存在的专业规则，然而学术世界也因此被划分为一个“小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许多或大或小的半自治的学科与专业彼此间具有较少的依赖性、较强的独立性及分散性，由此，分化的系统内的各部分的横向结合呈现了典型的松散结合的特征，同时也对高教管理模式的变革提出了挑战，即官僚行政权力能够方便控制一个垂直等级或纵向结合的部分，但是，官僚行政控制对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并列部分的联结，却显现了固有的缺陷。正如克拉克教授所指出的，“学术专业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内在特征为核心，可以促使专家联合会组织的生产力的产生，这是外部和行政控制或市场力量都无法保证其实现的事情。那些想用各种行政管理规则取代专业规则的做法将使学术职业趋于衰退；明智的专家意识到只有专业的概念和实践才是根深蒂固的。然后他们一起形成专业灵感与自律的条件。在国家、市场和学术专业化之间的位置，无论其如何分化，都保持着高等教育运行与进步所必需的基础。”

三、垂直分化——

层次与等级分化构成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基础特征

其一、机构内部的层次分化

单个组织内的工作和活动方面的垂直分化是以训练水平与证书水平为中心，国家教育系统可分为单层系统和多层系统。学术组织的欧洲模式是一层系统的代表，其专业学院建立在完全中学教育之后，并直接与之相衔接。例如意大利几乎没有多少更高级的学位（实际上一直只有一种学位），以日本为例，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第二级或第三级学位……如果设有哲学博士学位的话，那是要把精力放在获得第一层机构的运行单位授予的学位证书。

在美国大学组织模式中占统治地位的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即四年制的学士学位，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级学位，既学士学位，并不证明任何特定的专业能力，而只为大多数学位获得者提供一种一般性的和模糊的与就业市场的联系。专门化教育主要存在于第二大层次，该层次由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这两种不同的形式组成。人们只有获得完全由第二层单位颁发的第二级学位才能进入高级专业领域。并且人们只有获得为这一层次所垄断的第二级和第三级学位因而拥有最高学术资格后，才能进入某个学科领域从事科研工作。

各国高教系统的垂直分化倾向于分出4-5个层次，以学位结构为例，有副学士、学士、硕士、哲学博士（PHD）、第一专业博士等；“在一个复杂性日渐增长的系统中，不同的学术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以及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次而减缓彼此间的冲突。”

其二、机构之间的等级分化

机构和部门的纵向分类有两种形式：即以任务层次为基础进行高低分等的次第等级和以声望为基础进行分等的地位等级。

“机构等级”指的就是主要以公认的毕业生社会价值为基础的机构和部门声望等级。……各国学术系统的地位等级R 范围差别很大，从陡峭有峰的结构到相对平坦的结构都有。在这一范围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类型。第一种，若干所院校垄断或几乎垄断了顶尖地位。如一种梯度较大的机构等级同样存在于法国和英国。地位等级的中间地带为加拿大和美国的系统所占领，在这些系统中，各机构和部门的社会地位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第三种类型具有几乎没有地位分等的特点，如意大利的高教系统。

确立一种国家授予的学位无论得自何处，均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相等价值的公共学说，那么等级的倾向就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对部门分类和等级发展持赞成还是反对的态度，是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中的基本问题。可以预料，这些问题涉及公平、竞争和自由这类价值观的权衡。

综上， 克拉克教授指出，院校的等级范围从被少部分的精英部分支配的陡度较大的结构，如法国；到更多采用联邦制、联盟制和邦联制控制模式的中度陡度的结构，如日本、英国与美国等；再到相对平坦等级结构，如意大利。分化的等级结构在各国高教系统中都显现出多样化的差异。以意大利为例，高教系统长期以来实际依赖一种学位证书，这种较少差异和较多平均态的结构，在应付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压力时步履蹒跚，不堪重负，既对大众化的职业培训与普通教育部门缺乏有效的支持，同时系统内部也缺乏有效的集中优势资源和优势人才的机制，一定程度损害了院校对为社会所需求的精英人才的培养的效率。

以上的例证不难看出，一个等级较明确的分化的结构更倾向于为一个庞大拥有纷繁复杂的工作任务的系统提供有效支持的运行机制，亦将为现代复杂系统的持续性与灵活应变性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一个学术专业化扩展的日趋分散的系统中，声望等级与地位等级产生的权威不仅为抵抗专业无限分化的趋势及无度竞争提供抗力与制衡机制，而且也为学术界这些“小小的世界、不同的世界”朝向全校乃至全社会普遍利益的努力提供有效途径。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声望与地位等级本身就为或大或小的学术专业及院校提供得以升格的阶梯，围绕着少数顶尖的研究性大学，其学术声望、身份、相对稳固的价值观念、办学方向与模式、以及改革的策略、措施与趋向都成为全系统各院校争相模仿的目标，由此产生了“颇为引人注目的机构间的流动：如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1950到1980年这三十年间在地位阶梯上一直向上移动，而其他大多数学校则不然。”由此可见，普遍存在于机构及学科间的竞争正是推动现代高教系统做出变革努力的不可或缺的动力学要素，亦形成了系统协调的有效杠杆。

四 学术分化的过程与基础

（一）学科演进和扩展的基础

1、学科产生的途径与过程

关于学科产生的途径与过程，克拉克教授首先探讨了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梅茨格所提出的——“实质增长”的概念，以及驱动令人惊奇不已的专业化发展形式的四个过程包括：学科衍生、程序上的从属关系、学科声望、学科扩散。

学科衍生：新学科是从更为精深较完整的旧学科中孕育产生，如新自然科学学科从自然哲学和自然历史中衍生出来；程序上的从属关系：克拉克教授认为，近代学位的授予仅限于学士学位；学院中附加的专业学校如医药学、工程学等的发展，其专业课程计划本身就是新学科群，由此辅助了学科生产的过程。例如：化学早期的诞生及地位的巩固都得益于医师的训练计划。程序上的从属关系不久就扩展到几个传统的专业领域的边界之外，到1880年以后，又延伸到许多半专业和即将成为专业的领域中；另一方面，刚出现的学科往往是小专业（Minor Professions），处在学科等级中的低层。而为人熟知的当今的美国专业生活，其雏型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就是“高等教育与专业教育又一次紧密结合在一起”学士学位之上增加了研究生学位，本科生教育的课程计划逐渐成为专业研究的预备；学科的声望：学科产生与地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新产生的学科在声望上是弱小的，因此长期被排斥在学术性学科之外，经历一段时期的成长，这些学科在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为一些可信度较高的学科，并由此获得了进入学术界的准入证。如现代语言取代古典语言的主导地位之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学科扩散：实质的增长有时采用通过跨越学术学科的内部界线，并向其它领域扩张的形式而体现出来。例教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就属于上述类型的学科扩散。

2、学科演进的基础

综上所述，通过对学科产生与扩展的四个途径的演进过程举例分析，克拉克教授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学科高奏进行曲的行军路线图景：其一、学科或专业知识体系由简到繁、由一维到多维、由少而窄到多而宽的演进过程显现了三个阶段性特征——以古典语言与文科为核心的传统学科、以现代语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以高度分化的学术专业化为核心的、并以学科边界持续不断的延伸、以及时常与之伴随的跨越边界活动为特征的现代学科；其二、揭示出学科演进的基础及规律：“美国系统自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早期以来的重要的增长和多样化的发展，归于实质的增长——学科及他们的寄主系统不断纳入新学科所导致的。正如梅茨格所确认的——驱动令人惊奇不已的专业化发展形式的四个过程。”实质的增长在克拉克教授专著中指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相对于学生数量的增长、教育规模的增长之外的更为实质的增长，学术专业之“实质增长”过程就是学科演进的过程，也是学科演进的基础。实质增长的动力根源，正是存在于文明进步中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客观规律之中——新事物在抗争传统规章羁伴的过程中，为努力寻求合理化和合法化的生存空间，通过成长壮大而成为将人类文明持续不断的推向进步的历史合力中的一部分。学科结构的分化（由社会分工的规律所决定的）实质成为高教系统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学因素。正如克拉克教授所说的：“学术亚文化是一种有力量的现象。在美国，不同的院校类型和学科类型在每一个轴线上都呈现了难以计数的区别：学术身份的分化跟随着无法抗拒的劳动分工而前行。”“学者身份”呈现出历史与当代的两条线路和图景，“真理”采用了理性与经验的两种形式；知识是最先进的支流。“专业则被赋予一个超级构架，学术借此向社会阐明他们正在从事着有价值的事业。”

（二）对扩展的回应——学术系统增长理论

1、 学术专业增长理论

克拉克教授指出：“美国学术专业演变到当代巨大规模和高度专业化的阶段，通过观察，我们能够确定两种形式的增长：一种‘实质的’增长；另一种‘能动的’增长。”“实质的增长”作为“能动的增长”（Reactive Growth）相对应范畴，对此两对范畴，本著前面已作了较详尽的描述，下列引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延伸：“所谓‘实质的增长’指源于对新学科的纳入而导致的学术群体的增长。……它很大程度上是由‘专家驱动’的；……源自于由机构特性和学科内容赋予学术的内在主动性；所谓“能动性”增长，源自于高等教育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所导致的学术群体的增长，一种伴随学生数量增长而来的学术群体的增长。第二种增长形式是广为人知的现象，是一种被普遍地认作推动规模扩展和重构专业领域的基础力量。”

显而易见，“能动的增长”与“实质的增长”正如探讨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一样，成为对立关系中的两个极点，两者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亦是学术专业增长的重点——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保障与发展源动力，如机构规模的扩展与人员数量的剧增，需要以提高训练与教育水平的质量为基础和保障；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托和实现途径，如一个由于不断纳入新成员、新内容而变得日益庞大而分化的教学计划与科研课题库，将更加依赖于一个复杂而分化的院校结构所提供的支持性的构架和合理化发展空间，没有一定规模的“能动的增长”，“实质的增长”虽然不会停止，但其增长是有限度的；反之亦然，“实质的增长”的动力虽然主要源于自身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内在主动性，但是，一定程度的机构规模的扩大与扩展，为“实质的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增长需求，并提供了准备性基础。

克拉克教授援引斯梅尔瑟（Neil J.Smelser）对加州公立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形式所做的研究与预测，并且，其将结构分化的社会学思想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以此作为对规模扩大和功能增长的反应。上述研究中所列举的对迅速扩展的可能性反应共有6种：一是，在不改变自身结构的情况下，系统内的单位规模的扩大；二是，创立或设置新的独立的单位，这些单位在结构中与已有的单位具有相似性；三是，改变功能性活动的重心，使系统运行的某些部分具有更多的功能，而另外一些部分则有较少的功能；四是，增加或废止某些功能；五是，在实质不改变现有结构的情况下，创立具有不同功能的新型结构；六是，具有普遍性功能的单位，分化成为两个或多个专业功能的单位。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加州公立高教系统实际上经历了前三种反应形式，而后三种则没有发生……概括而言，正如同机构改革的问题一样的令人对已有结构与功能的顽强的维系传统的力量产生敬畏，诸如此类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循序渐进”的改革将比“彻底的革命”更加适合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性，新的机构与新的功能将更多的采用绕过原有机构的方式，而旧的单位依然存在，并在传统的与革新的夹缝之间努力地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

2、学术组织模式的变迁

克拉克教授认为“学术（Academics）实质上甚至是由诸如‘我们是学者社团’等象征神圣的观念紧紧地联系起来的”，“如果我们忘记高等教育是围绕着学科组织起来，正如同围绕着机构组织起来一样，那么，我们就可能犯了一个严肃的错误。学术世界彼此的联系依据普遍的路线。”

概而言之，从宏观水平讲，学术组织相当于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高等教育系统本身，指将学术世界各个组织部分彼此联系起来的纽带、方式与方法，它拥有丰富的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态度，并且按长期演变中形成的内在结构，在学术世界分配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也分配着声望、权威与尊重。如中世纪行会组织模式、近代国家官僚与讲座教授权力结合模式、全美教授会等都是学术组织模式的典型的例征。从微观来讲，所有的院校机构可划分为“事务性部门”——指基建、后勤和财政部门；和“学术性部门”——指教学与研究的部门。学术组织模式从狭义的意义上指“学术性部门”的底层组织，指作为底层学术单位围绕学科组织起来，如讲座，系和研究所、各种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学术组织方式是以学科、及其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为中心将基层学术单位成员联系起来，并以一定的专业自主方式与方法进行资源配置，及分享参与决策的权力。

学术组织模式在大学历史上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其一、“行会形式为大学理想提供了最初的组织基础。”源自中世纪大学的最古老的学术组织模式是行会或行会的联邦（Guild  Confederation），通过获取国王或教皇颁授的“特许状”，抵制来自政府与教会的干涉，城市当局的控制，以及市民的敌对行为。在中世纪手工业与商业行会绝迹后八九百年之后，以“专业自治”为核心观念的，赋予教师群体如学术议会和各种专业委员会以较大自治权的类似行会的组织依然是维系大学生命力的基本的学术组织模式。

其二、现代大学的开端得益于19世纪前半期以“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学术自由的新观念为指导进行的德国柏林大学的改造，将欧洲大学普遍流行的早期“讲座制”改革成为便于推进科学研究的制度化的学术组织机制：通常由一位讲座教授主持，拥有较为规范的人员与资源的配置，讲座教授则拥有绝对的权威。正如克位克教授所说的：“19世纪德国创立了以科研为中心的大学，为教授的统治提供了现代基础原理。讲座制获得发展，强化了教授个人权力。这些模式与宏大的学术权力与广泛的教授自治权力相适合。”

其三、系与研究生院的建立应归功于美国大学改革者们的贡献。“19世纪后半期，美国大批学者留德回国，他们大都对德国的研究性大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致力于把研究性大学移植到美国。但他们并没有一并引进讲座制——即德国大学功能的中心；也没有引进以高级专门化教育中心的德国大学结构；取而代之，他们设计了第二层的研究生院从事科研和先进的专业教育，第二层的研究生教育是建立在美国有着深刻根源的4年制自由艺术学院之上的。”

综上所述，中世纪大学行会经历长期历史演变，形成近代讲座制，从讲座制以“学术自治”为核心原则，接受捐赠，凭借“特许状”规定的某些特权抵制外部力量的渗透与干涉等方面来讲，讲座制仍旧属于行会式学术组织，但相比中世纪大学行会，教师群体和学者议会的权力渐被削弱，而教授个人的权力日益突现，新的科研方式和专业联系开启了一个现代专业化时代。“从1820年以后，德国学术世界中的新学科即为建立和发展教学—科研实验室及教学—科研研讨会而艰苦地工作，这些努力极大地提高了他们自己的群体的科研生产力、也极大的加强了内部的科研训练。”

研究生院与系的构建一是为移植外国的先进制度与思想，并让它们在美国本土开花结果而作出的成功尝试。研究生院的设立，推进了现代科研体制制度化专门化的管理，从而提高科研工作及高级人才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系的构建主旨在于防止基层单位或学者社团过于滑向垄断与武断行为的倾向，并且通过建立“系务会议”及“一人一票”（One-Person-One -Vote）群体共治的方式，有效保障高级教授与初级教师甚至还包括学生参与系务决策的权力。例如：在法国，经历了1968年的危机，寻求建立新型的将学术界中的个体结合起来的群体，既包括年长的和初级职位的教师在内的类似系的组织“教学科研单位”（UERs）；60年代发生在联邦德国的民主改革亦提供了显著例证，改革使大学里出现了许多新型学术单位，被称为“Sektiones”，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大学中的系的组织，相比之下，以少量的系取代大量的讲座及其机构。

  欧洲大学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之后：“在迅速扩展的关键性的时期内，一定的结构上的反应是欠缺的，例如，增加新的带有不同功能的单位；改变原有的单位的结构这些变革引发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工作负担量过重；（2）下级教师收入偏低；（3）在所有群体中，包括高级教授，这种感受到被剥削的情绪正在增加。”初级教师和学生群体经过艰苦不懈的斗争使参与院校决策的权力得以合法化，改革的法令还有助于政府对高教领域的界入，所有这些变动的现实，都促使德国、法国、瑞典等欧陆国家的高教学术组织朝着学系或它的同类机构建设的方向进行了持续的改革。

（本文内容节选自张丽著《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