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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生问题上,庄子和老子的观点更有天壤之别。对于生命,老子是十分珍惜的,并因此很注重养生之道,并认为通过“积德”可以“长生久视”,当然其所谓“长生久视”,只是说延长寿命而已,他未尝认为“积德”可以长生不死,在这一点上,老子的观点与后世道教徒的“长生不死”的神仙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庄子对于死生则是持一种极端消极的自然主义态度。
首先,庄子以相对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生。其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以此来说明人生短促而虚幻。他还以“庄周梦蝶”的故事来说明人生的虚幻性:“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齐物论》)在这里,庄子以一种怀疑一切的态度,把现实事物怀疑为梦幻事物,同时又把梦幻事物怀疑为现实事物,藉以达到混淆现实与梦境之界限,抹煞其区别,进而否定人生真实性的目的。庄子还嘲笑那些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看待人生的人,不过是以梦为觉的蠢人,他在《齐物论》中这样写道:“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在庄子看来,只有认识到人生原本是一场“大梦”的人,才是大彻大悟的所谓“大觉”者。
其次,庄子更以悲观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生。他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在庄子看来,世俗的人生乃是充满着痛苦的,其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俗人在感官上有所欲求,故“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同上)也。庄子还指出人生有“五苦”:“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同上)据此,贫者固然是五苦俱全了,而富者又何尝幸福呢!“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同上)富者想多积财,以求更富,结果是苦身疾作,身不得安逸;又要省吃俭用,物欲也得不到满足,岂不还是处于痛苦之中!他因此嘲讽那些追求长生久视而养形存生的人:“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同上)在庄子看来,延长寿命,不过是延长受苦的时间而已,既然如此,又何必贪图长寿呢!
再次,庄子还把人的生命肉体看作“假于异物,托于同体”的一种假象,认为肉体实际上是由一个或若干物体变化拼凑而成的,生命结束后,它又要变为一个或若干其他事物。任何生命都是这样反复变化的,不知它从哪里来,也不知它往哪里去,因而一点也不值得珍惜。为此,庄子极欣赏那些“游方之外者”(如孟子反、子琴张之类)的人生态度,他们在其朋友子桑户死时,竟唱道:“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尔)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这些“方外之士”把生命看作一种累赘,视死为返其真,庄子认为他们这种“以生为附赘县(悬)疣(音:尤),以死为决疒(音:换)溃痈(音:拥)”(《大宗师》)的生死观,才是真正通乎生死之道的。唯其如此,方能达到“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以“死生为昼夜”(《至乐》),“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而“入于不死不生”(同上)之地。
综上所述,庄子主张一定要把名利、知识、生命看透;看透了,就能“忘”了,就能“坐”得住了,而用不着为“存生”而烦恼,为“养形”而操劳了。
庄子所谓“坐忘”,其实质是在于使“心”既不受外界事物的牵累,也不受个人肉身的牵累,而真正达到“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的绝对自在的境界。在庄子看来,其“心”臻于此等境界,才能实现“逍遥游”。
然而,单单“坐忘”,还不就是庄子所谓“逍遥游”的全部内容,而仅是“逍遥游”之超世的方面;此外,“逍遥游”也还有其顺世的一面。庄子指出:“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外物》)所谓“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就反映了其顺世的思想。超世与顺世之统一,才是“逍遥游”,才合乎其所谓“道”。与老子之“道”相比,庄子之“道”的特点在于:它不仅“自本自根”,绝对独立,而且“与物无际”,不离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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