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论点：

·      传统乡村的农民有自己的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准则，相关的社会安排和经济安排是从生存伦理出发而构建的，这些也构成了传统农民有关社会公正的道德价值观念。

·     主要论据：

·      1930s大萧条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农民反叛的持久研究，尤其是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中部的义（安）-（河）静苏维埃起义

·     论证过程：

·     生存伦理

·     生存伦理的前提：农民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非常脆弱。（“一个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第一章）

·      生存伦理的经济学、社会学讨论（第一章）

·      经济学讨论：（安全第一）
①农民家庭选择种子和技术时的回避风险态度——稳定的收入比更高收入更重要；
②农民家庭在转变生产结构和方式上采取谨慎态度，优先种植食用作物而非商品作物；
③围绕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圈内是力图避免风险，圈外则考虑收益最大化。

·      社会学探讨：
当遇到不可避免的危机时，农民并不是单独的个体存在于这个社会之中。他会接受到来自不同血缘、道德、社会疏密程度的个人或组织的帮助。表现为：危机发生——自救（少吃、副业）——亲属帮助——村庄互惠——保护人帮助——政府帮助。

·     农民社会的风险分配

·      对亲属和保护人的援助的依赖意味着同时让渡了对方对于自己劳动和资源的索取权。农民会对这些索要（剥削）有一个评价标准，而生存伦理是农民评判剥削程度的标准，即“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有人称之为“错觉”。因此，在农民眼中，税收和租佃制度实质上优先是风险分配制度而不是利益分配制度，如果其违背了农民的“错觉”（判断标准），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

·     生存作为道义承诺

·      历史上的穷人的道义经济也是对于“生存权利”的索要，这也为精英阶层的道德行为提供了评价标准。精英阶层不得侵犯穷人的生存储备品，精英阶层同时也有绝对的道德义务为处于饥荒时期的臣民提供生计。

·      不安全（不稳定）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具有爆炸性

·      生存伦理在小农社会的社会分层、乡村互惠、租佃、税收中的体现（第二章）

·      ①社会分层中职业偏好的体现

·      贫苦农民的社会等级：小农主、佃农、雇工。等级的下降伴随着生存安全性的下降，而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次第下降。体现了生存安全是农民的第一考虑。

·     ②乡村互惠中的体现

·      乡村互惠是满足穷人最低生存保障的制度化模式，尽管在富人的义务和穷人的权利之间存在张力，但这一模式体现了乡村相互关系的最低道德要求。

·     ③租佃中的体现

·      大部分东南亚农民判断租佃制度是否公平的标准是视其提供的生存条件的可靠性如何。因此尽管固定地租可能带来更大收益，但由于降低了生存安全，农民将其视为不公平的租佃制度。即使分成租佃制没有效率，但是大多数农民仍然选择分成租佃制，风险分担的同时也延续了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     ④税收中的体现

·      农民认为公正的税制应是仅对丰年的剩余产品征税，另外政府应帮助农民度过荒年。因此固定税额比比例税额更容易激起不满。

·     外界冲击

·      殖民地经济的结构性变革（第三章）

·     ①市场不稳定

·      农业商品化从产品、生产资料、消费品等方面影响农民收入的稳定性

·     ②乡村保护弱化

·      殖民主义的社会变革在短期内是有助于提高乡村互惠程度的，但在长期内，至少由于乡村资源和能力、富人地位的诉诸、市场风险和人口增长等几个方面的变化而减弱了乡村保护对农民生存的作用

·     ③辅助资源丧失

·      提供副业机会的地方市场的萎缩，森林、荒地、公共牧场等资源的使用权利的丧失缩减了生存安全阈的范围

·     ④农村阶级关系恶化

·      殖民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市场的影响侵入东南亚地区，导致地主和佃农（雇佣工人）的关系由“保护人-被保护人”关系日益变为契约关系。由于地主对稀缺生产要素（资金、土地）的占有及国家强制力对其权利的保护，也由于市场风险的加大、乡村互惠机制的衰落和公有资源使用权的受限，使得充足生产要素（人口）的拥有者贫苦农民处于与地主关系中非常不利的一面。

·      ⑤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和世界经济

·      与世界经济融合最彻底的地区，传统惯例的废除也最为彻底，传统土地制度所提供的经济保障日渐消失。

·      殖民地政府对农民财产的盘剥（第四章）

·      以缅甸和越南为例说明以固定费用形式征收的政府赋税如何威胁农民的生存安全

·      越南中部的义（安）-（河）静苏维埃起义和下缅甸的沙耶山起义（第五章）

·      由于经济萧条而“水深没顶”的小农继续受到固定税收或地租的逼迫，而可资退却和保护的途径又日渐缩小，在这样的合力作用下大规模冲突的爆发几乎不可避免。

·      农民公正感受侵犯+剥削感凸显

·     剥削的标准

·      传统对剥削的概念是个人/集团/阶级不公正、不合理地从其他个人/集团/阶级的劳动中得到好处，或从牺牲后者的利益中得到好处。但这种客观概念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公正标准赖以确定的道德原则的可接受程度，二是割裂了先验的剥削概念和被剥削者的主观情感。

·      作者强调的两条从现象学出发，判断是否剥削的道德准则：
互惠准则，生存权利

·     公正的标准

·     佃户常使用的判断是否公正/剥削的四条标准：
生活水平（还要考虑连接地主和佃户双方的交易性质）；
仅次于最好的选择（除非是完全饥饿或处于社会最底层，否则农民总能想出比现状更差的情况，从而觉得现状是可以忍受的）
互惠与平等交换（但容易混淆境况强加给人们的选择和人们认可其合理性的选择）
公正的价格及合理性（模糊但实在的“公正价值”是存在的。因此，对剥削的分析必须注意社会关系中的交换特性、社会成员期望从这些关系中获得的共同需要以及实际存在的“公正价值”。）

·      不公平的产生：传统与稳定交换的打破

·      保障生存权利的理论基础：
社会分层、义务、权利

·      社会分层基础之上存在控制与被控制、保护与被保护等关系，实质上拥有控制与保护这些权利或权威的同时也有相应的义务。想要成为权威——使自己合法化、合理化，必须履行应尽义务，对所辖集团的福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      这里对于农民愤怒情绪的解释不同于挫折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的解释。农民并非为了要求更多，而只是被逼无奈才揭竿而起，目的“不是考虑进入精英阶层的机会是什么？”而是想强迫精英们履行其道德义务。力图恢复既有权利使得许多农民运动具有了“向后看”的特征。只有农民阶级的道德幻想和道德义愤才能说明农民的起义动机。

·     反叛与不反叛条件探讨

·      反叛（→易受伤害→收入易变性）的结构性条件

·      ①人口增长损害了农民讨价还价的能力

·      ②市场的商品生产增加了风险并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的优势

·      ③政府权力的增长使得政府既是农民收入的索要者之一又是土地制度的保障者

·      反叛的“农民社会结构”条件？

·      一般认为的论点：公有传统强烈、内部阶级差别微小的农民更容易反叛

·      论据：
①无差别的群体在面对经济冲击时行为方式趋向一致；
②公有社会的传统增强了集体行动的能力

·      反驳：
①差异性更大、各自独立的乡村更容易受到混乱市场的伤害；
②公有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往往能够进行“痛苦的再分配”，从而延缓生存危机到来

·      看法：两种社会结构并不必然导致某种乡村更容易爆发反叛，只是爆发时的性质不同而已

·      农民采取适应性变革的四种策略模式

·      ①地方自助形式
（作用有限，因为困境的关键在外部索要者）

·      由种植水稻转向种植玉米、块根作物，通过牺牲足够的营养来换取更多收成提供热量

·      由种植农作物转向种植经济作物（只有走投无路的乡村才这么做，因为经济作物受市场波动严重）

·      加大自身的劳动强度来自我压榨（但是边际收益很小）

·      各种地方团体（地方殡葬协会、社会福利团体、流动贷款协会）的帮助

·      ②农业之外的经济部分
（技术、第二三部门、资本主义）

·      绿色革命的新作物造成的剩余劳动力增加，这些劳动力不能全部被资本主义经济吸收，他们可能选择进入城市的现金经济从事第二三部门的工作，表现为对现代胜与财富的脆弱的寄生性依赖模式，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经济纽带必然催生出政治纽带。

·     ③政府资助和援助

·      边缘性的、短期的援助，有助于为农民提供简朴的生存条件，代表的是个人的（而非集体的）安全保护模式。在存在选举竞争时，扩张公共保护通常是出于争夺农民选票的目的。政府此种权宜之计的可能性取决于其财政实力，而事实证明通常是不可持续的。

·      ④宗教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

·      这些教派或党派希望通过回应农民的具体需要而争取农民支持，但由于农民在生存危机缓和后减弱了阶级战斗精神，因此时常失败。

·     不反叛的原因

·      ①农民的价值标准认为这种剥削是正常的
（神秘主义，宿命论）

·      ②政府具有镇压反叛的强制力，从而形成暴力之下的服从

·     *Q：如何区分这两者？

·      ①政府和精英的行为变化
（治安预算增加，收税人带着警察等不安现象）

·      ②农民的行为变化
（消极抵抗，偷卖粮食，掺假）

·      ③农民的价值观念
（文化中的控诉，比如神话、笑话、歌曲等）

·     重要结论

·      ①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所追求的决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

·      ②贫困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催生了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奋起反抗

·      ③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内在道德力量和互惠规范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个规范被外来力量（市场、殖民等）打破，农民会奋起反抗来保卫传统的互惠，反抗主要是基于担心变化会对自己产生不利

·      ④剥削的标准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

·      ⑤虽然遭受剥削和不公面临生存危机，但是由于镇压的威慑（经济上、政治上等）小农不一定选择反叛

·     思考

·      Q1：公开的反抗与消极或隐蔽的反抗

·      为什么公开的暴动最先是因为反抗殖民政府而非是反抗地主，并且始于反抗殖民政府，终于抢夺富人（地主）？而消极隐蔽的反抗则存在于佃农与地主之间。

·      Q2：静态观察与动态研究

·      本文的前提是处于生存边界线上的贫困农民（佃农），并且存在风险冲击。但是对于贫困农民（佃农）风险冲击的不确定性使其在在一定时间上会脱离这一前提（处于生存边界线上），这时他对于公平标准的判断也许会不同于风险冲击时的判断。

·     Q3：互惠与生存伦理

·      社会关系网络（互惠的基础）只能靠租佃关系建立（保护与被保护关系）？传统的血缘、业缘、地缘关系在乡村互惠中的作用如何？

·      Q4：本书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      书中讲到的侵入现金经济、“临时迁移”等，正是今天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现实状况。所以功利一点讲，本书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如何把握反叛的边界（不断变化的生存伦理标准）并让农民不至于反叛的看法，是值得政治精英们学习的

·     作者指出，重要的不是思考有大量临时迁移人口的乡村的政治活动，而是思考这一范畴本身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人口压力和不可能迅速工业化的条件下，这种对现代剩余财务的脆弱的寄生性依赖模式必将更加普遍。由此形成的乡村不能理解为简单的半乡半城或半农半工，而必须作为具有其独特特性的“杂交品种”来研究。
联系到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较强的非永久性迁移的特性，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将延续，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农村社会的认识，以及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完善农村治理机制，也是不能以“半农半工”的方式来进行理解的。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