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院士谆谆教诲，学生呼呼大睡，曝光后惹来许多口舌。

       标题是结论。

       先举几个例子。

1.

       10年前的春天，刘东生先生在研究生院给一年级研究生主讲《近代第四纪地质与环境》。当时他87岁，是泰勒环境成就奖的新任得主，在我眼中几乎就是第四纪的标志。整个上午，老爷子在讲台上坚定地站了三节课150分钟，缓慢但清晰地讲第四纪研究历史、冰期、米兰科维奇和黄土。那个周二上午，在明亮的1006教室，后排许多同学包括老爷子自己的研究生也有恍神、打盹的时候。周四，学院通知说老爷子获得最高科技奖，周五上午要我们参加颁奖仪式，那些同学方才后悔不迭。

       到夏天，研究生院第一次设置夏季学期，请老爷子讲《环境与文明》，教室特意换到一阶。开场时，偌大的一阶水泄不通，但第一节课还没结束，就已经回落到专业课程通常的人数了。

       实力和名气并不是票房保证，更不是注意力的源泉。

2.

       2006年11月中旬，王元在数学院大师讲坛介绍陶哲轩的工作。报告的前15分钟，他介绍素数分布的研究历史，从2200多年前欧几里德证明素数无限到当时由计算机找到的23元素数等差数列尽在其中。当年，陶哲轩证明了素数等差数列有无限长无限多，王元评价说“数论中一个令人眩晕的突破”。作为数论方向的小同行，王元坦承“还没有弄清这个证明的结构”，“但是它重要是不仅因为它解决了一个难题，更因为它开拓或者带动很多新的数学方法。”

       王元用的是实物投影仪，报告厅灯光昏暗，但即使是我这样的外行居然也全神贯注地完整听完报告。从开始到结束，没人打盹，更没人离开。

       台上唱的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也无关紧要。

3.

       每年两会，新闻联播中代表委员精神饱满正襟危坐的全景镜头大多是在开场时拍摄。不出半个小时，万人会堂就像被台风摧残过的稻田一样，从主席台到会场角落，闭目养神甚至垂首流涎者随处可见，无论是台上讲话的是习大还是周虎。与会者状态最好的通常是忧国忧民的老人。

       这次和吴良镛先生一起给研究生的作报告还有另外两位大师。其中一位两年前开会溜号被抓过现行。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大学校长论坛”讨论“校长如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时，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专心玩纸牌游戏。当时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正在演讲。

       睡觉、走神、玩牌只需一个理由：我不care。无关身份，不分场合。

       这是一种态度。

4.

       睡觉的是北京今年入学的研究生，场合是“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按照中国科协和教育部的官方说法，宣教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对象是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新入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以及新上岗的研究生导师，目标是引导他们成为优良学术道德的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而现实中，官员在职读博、学官巧取豪夺、大腕予取予求、青椒左支右绌，学术生涯违规风险太小而收益巨大。如果有心，这些研究生在进入会场之前心里就有了判断。吴先生回顾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强调“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从个人修为角度自然无可挑剔。但是，在规范失位监督废弛甚至宗庙隳颓时，仅强调道德、内省是苍白的。

       相信组织者对此洞若观火。但向手握权柄的既得利益者开刀费力不讨好，而组织宣教活动只需一纸公文，总结时只需罗列领导名单、简介报告内容，再有几个莫须有的心得，就能皆大欢喜。具体实施时节能环保，年终填表时实用高效，何乐不为？

       研究生睡觉，无意中是对这种荒诞官僚做派的抵制。

5.

       和开会时打盹玩牌的代表委员校长们相比，在人民大会堂睡觉的学生并不那么大逆不道。毕竟，前者公务在身，所代表的利益群体需要他们聚精会神甚至冲锋陷阵。后者如果能用脚投票，如果人民会堂能随意参观，尴尬的就未必是学生了。

       我们可以不配合为人作嫁的宣教，可以不要冠冕堂皇的榜样，即使不确定行归何处，我们也不能在梦中寻觅梦想。找一个方向，向前走，梦想自然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