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先生

今天是刘东生先生百年诞辰。我翻出13年前的课堂笔记，先生慈祥的笑容历历在目。

因为专业的原因，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知道先生的名字，粗略了解过先生的成就。等到上了第四纪地质专业的研究生，在课表中看到先生主讲《近代第四纪地质与环境》时，不由得对这门课充满期待。2004年春节假期，我把先生的著作和论文整理成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逐一翻过，算是预习这门学位课了。

2004年2月18日，周二，研究生院的林秋雁老师和博士后李玉梅陪先生走进研究生院玉泉路校区教学主楼的1006教室。先生身形瘦削，背稍稍有些驼，一头银发也已经稀疏了。先生抬眼缓缓环视一周，温和地向满座的年轻人致意，然后在教室门口第一排座位坐下，等候开始。博士后李玉梅在讲台上打开课件，为上课做准备。教室里很安静，所有人都在等先生开讲。

开始前，林秋雁老师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先生站起身来。当提到先生获得2002年度泰勒环境成就奖时，他在一旁微微点了点头。先生在掌声中轻轻走上讲台，稍稍欠了下身，站在课桌后开始了这门课的最初三个课时。我坐在前排，默默地注视着先生的一举一动，很快就注意到先生的不同。第四纪是最年轻的地质年代，也是从19世纪初沿用至今的仅有一个的地质年代名称，常见说法是人的出现和冰期旋回是其最重要特征。先生一开始就介绍说，第四纪是“研究过去260万年地球历史的演化、人类适应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当时，不仅第四纪的底界年龄存在180万和260万年之争，甚至第四纪是否还能作为地层名称也有不同看法。刘先生花了不少的时间介绍争论的来龙去脉，以及以他自己为首的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立场。尤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第四纪早已不仅仅是研究过去人类适应气候的学问，而是一门关系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充满活力的科学。

接着，先生从曾培炎副总理的地质科学发展“四个转变”谈到了从第四纪科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他直言，“人类活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相似形的生态系统中”，因此，第四纪研究必须充分重视Paul Crutzen提出的“人类世”概念。先生给我们回顾了智慧圈Noösphere和智慧地质学Noögeology发展，最后以即将在意大利召开的32届地质大会主题作结，号召一起迎接全球地质学的文艺复兴。

那天，先生极其简要又饱含深情地向后来者展示了他看到的第四纪科学脉络和发展前景。他在讲台差不多站立了3个小时，毫不倦怠，只在课间稍稍坐下休息了一会。下课时，我毕恭毕敬地请先生在笔记本上签名，这也成为我和先生最近的交流。第二天，林秋雁老师通知选课的同学周四一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2003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出席刘东生先生荣膺最高科技奖的颁奖仪式。那个学期稍晚些时候，丁仲礼老师在讲授《黄土与沙漠》课程时，用最高科技奖的终评报告系统介绍了先生的科学贡献：风成黄土的大宗师，古气候多旋回学说的奠基人，地球系统科学的开拓者。

刘东生接受最高科技奖

2004年夏天，研究生院首次设置了夏季学期，先生主讲《环境与文明》，系统呈现他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再后来，2005年，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计划(PAGES)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开放科学会议，先生在晚宴上用英语致辞，在茶歇时被国内外学者簇拥着交流，我既惊叹先生流利严谨的英文口语，又佩服先生旺盛的学术热情。不料到2006年秋天，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开幕式上传出了刘先生因病入院的消息，这是先生50年来首次缺席第四纪学术大会。

最后一次见到先生是2007年8月27日，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在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研究所授予先生洪堡奖章。在André Berger、Peter Fabian教授和丁仲礼研究员围绕下，瘦削的先生双眼依旧睿智，但致辞时气息不稳，声音也不如往日清晰。我站在台下，远远地注视着先生，祈祷先生能从病魔的缠斗中恢复过来，再次回到讲台为第四纪指点江山。

刘东生接受洪堡奖章

左起：Peter Fabian教授，刘东生先生，AndréBerger教授，丁仲礼研究员

没想到，这次竟成了先生最后一次回到研究所，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先生。2008年3月6日先生驾鹤西归。11天后，我们在八宝山向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又过了一个月，先生骨灰在万安公墓安葬。从此，先生在他挚爱的灵山秀水间安息，化为星辰呵护着后来的学人。

先生去世后不久，我协助整理先生的办公室。先生的书柜中保留了他从1941年开始的野外记录簿、历年的手稿、论文抽印本和专著，1950年代到21世纪初不同语种的第四纪研究文献，还有亲手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标本，蔚为大观。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1:250万的《苏联地质图》。这是一幅宽度超过4米的俄文布面挂图，1956年出版，代表着当时苏联地质调查和制图的最高水平。图的背面有先生1957年5月的签名。难以想象先生60年前是如何把这幅接近10公斤的庞然大物带回国内的，什么动力促使他不远万里从莫斯科把它搬到北京的呢？我凝视着这幅挂图，没有答案，心下感佩不已。

2008年底，学长告诉我地质出版社正在出售一批库存，其中有先生的《黄土与环境》。我立刻赶到地质出版社的门市部，把所有在售数十册的《黄土与环境》悉数买下。打开牛皮纸包装，《黄土与环境》明黄色的封面在冬日里格外明艳。书的内页早已泛黄，出版时凌厉的火气已经褪去，散发出一种温柔散淡的气息来，深深吸引着每一位读者。

《黄土与环境》封面

私底下，我一直认为，《黄土与环境》的前言是先生最好的文字。当逐行读到“书中部分章节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这也是很自然的。与其为了全书的统一而冒险将一些可能萌发为新突破的幼芽掐去，还不如将他们一起奉献给读者，让读者或者科学的发展本身去得出正确的结论…”，我的泪涌了出来，先生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

《黄土与环境》前言节选

《黄土与环境》出版后的30多年里，他的学生先后把黄土与亚洲季风演化相联系，讨论了高山过程对粉尘物质来源的影响，评估了北极冰盖、南极冰盖和青藏高原对季风系统的影响，并且把亚洲粉尘连续堆积的历史上溯到2000多万年前。一代又一代学人从先生的著述中汲取营养，不断书写黄土与地球科学新的篇章，逐渐完善对亚洲气候系统的理解。

作者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