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是西北大学，这是一所与西北环境一样艰苦卓绝的学校。创建时校舍条件较差，在西安老城中一块窄偪的地方办学。抗战光复后，从汉中城固复员回来，利用原东北大学留下的校舍，就是现在的边家村校区（又称北校区）。我的大学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举，校舍已不敷恢复高考后的教学之用，我们是在极简陋的平房和简易房中上大课的，既无暖气也无电风扇。据说牛津大学学生的绅士派头是由下午茶和教授烟斗中的烤烟熏习而成的，而我们这批“新三届”的大学生活则是在简易房中冬天的蜂窝煤薰呛中度过的。一上午课下来鼻孔是黑的，嗓子是粘的，学生辛苦，在二氧化碳烟雾中喊了几小时的老师就更惨了。

九十年代利用原西安市老飞机场拓展出桃园校区，2006年校本部整体迁到长安郭杜，就是现在所谓的南校区。郭杜为终南环抱，北瞰京城，唐时达官显贵们的别墅田庄栉次鳞比，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那个时代的高尚社区，风水宝地。几度春秋，几番风雨，南校区已初具规模，大气宽敞，漫步校园会让人感到神清气爽。

当然，校园规划中缺乏水景，景观静而不动，景气凝而不活。教职工的住宅配套没有跟上，教授的研究室没有全解决，每天十数部校车往返，燃烧了大量汽油，耗废了不少宝贵时间。这可能是大陆高校扩建新校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多校区办学的共同问题。相信经过二期三期建设，相关条件会进一步改善。但总体上说，南校区还了历史旧帐，为今后百年发展打下了基业，从大楼或办学空间上与世界著名大学缩小了差距。

迄今为止，包括我自己在内，谈大学教育者都喜欢引用梅贻琦“大学者，有大师之谓，非有大楼之谓也”的说法，这话没有错。但大楼与大师不是矛盾对立的，更没有深仇大恨。大楼淹没不了大师，为了大师也不必将大楼炸掉，搬到田间地头去办大学。

恰恰相反，大楼是大师也是大学最基本的条件。没有大楼，甭说是礼聘大师了，就连普通学生也招募不来。为什么西部学校没有东南学校的师资强生源好，更无法与京沪两地相比？就是因西部的地势不再，大楼不高，条件不好。一句话物质条件太差。诚如有人化用古诗所形容的：西北无高楼，孔雀东南飞。

我们可以做个假设，清华、北大现在是否有大师且不讨论，但说它们是国内高校师资最雄厚、生源最好并不过分。如将这两所名校从首善之区的北京迁到新疆或青海，是否还有目前这样的师资这样的生源呢？如果让这两校下放上三十年、五十年，享受的是当地的教师待遇、学生待遇，是否还能保持现在的知名度，美誉度呢？

有人会说不然，抗战时西南联大播迁昆明，西北联大北迁城固，物质条件极差，不是照样辉煌一时吗？特别是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吗？

但我们不要忘记，抗战时期是民族危亡之际，全国同仇敌慨，浴血奋斗，相比于前线的军人、沦陷区的百姓，大后方师生的生活还不算是最差的。既便如此，假如战争持续三十年、五十年，在长期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能否比和平时期取得的科研成果更丰硕，培养的英才更多呢？恐怕就要大大打一个问号。

在战争等险恶环境中的人，犹如今年地震绝境中求生存的灾民一样，是靠一种神奇的意志和本能来支持的。但这种精神与意志是有极限的，超过了底线，精神也是无可奈何的。过分强调精神意志的力量，又要轮回到精神原子弹无往而不胜的时代，在旁观者看来，恐怕与北朝鲜的惨烈有些相似。更何况，那个时代大学的物质条件虽差，但校长敢于拒见蒋委员长，教授敢于理直气壮地讲“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

国外的大学校长是靠教授和董事会推选的。校长除了懂教育有人格魅力外，还要有筹资募款的能力。美国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的校长之所以被人称道，是因为在该校出了四、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在引进一位教授时，对方提出实验室需要一座大楼，校长就为他建了一栋楼，于是这位教授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都说孟尝君是个伯乐，门客冯驩对待遇有意见，不停发牢骚，孟尝君帮他解决了住房餐饮与用车问题，冯驩才死心踏地，为他作出卓越贡献。所谓先筑巢后引凤、先栽梧桐树后有金凤凰就是这样浅显的道理。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其实不仅人才成长受制于地势，大学的发展也往往受制于地势。如此说来，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发展中，大楼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大楼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