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一次聚会上，子秦先生说他有一部新著即将面世，让我到时看看，我以为他随意说，也就顺口应承了。年后的早春三月，陕西诗词学会换届会议在西大萃园召开，子秦先生将一叠厚厚的文稿交我，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原以为子秦先生不过是席面上的客气话，孰料他是认真的。

我深知自己没有评议子秦先生大著的资格，更不配题序作跋。本想以长幼失序、资历太浅为借口婉拒。但子秦的那份认真认我说不出口，尤为重要的，他说这是校友向母校的一份汇报，更让我为之动容。子秦于我是老学长，我们曾有感于当时西大作家班的轰动，并联想到“西大作家群”现象，于是与许多同道共同策划了“大学教育与西大作家群现象学术研讨会”，作为首倡者之一，我曾呼吁作家班的老学友们常回母校看看，能关心母校的发展，并能把自己取得的成果汇报给母校，以便示人轨辙，激励后学。子秦笃实，还记得这份责任，我如推托，不仅矫情，而且也冷了大家对母校的热诚。于是脑子一热，就欣然接受了。

与子秦先生认识应该追溯到2002年西大百年校庆时，他是庆典活动的策划者，人很谦逊，但许多想法很有创意。后来发现，陕西凡有重大文化活动的策划，就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说自己是诗人出身，但我当时多在文化活动的报道中见到他的名字。后来听说诗人渭水也经常参与各类策划。我始知自己观念落后，经济大潮中，文化生态环境早已沧桑巨变，诗人群体已沦为濒危部落，物竞天择，他们也要生存，为地方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作点工作也是应该的。但我也隐隐感受到这批昔日的文化骑士投身于这些红火热闹中，实际上也含有许多无奈。

知道子雍、子秦的名字更早。记得文革后期，老父亲提及陕北绥德二康医院的一位商姓大夫，并说商大夫有两兄弟是省城的大文化人。后来我负笈西安读书，返乡后父亲还不时问他学文学的儿子是否认识商氏兄弟，他对我的孤陋寡闻很不满，建议我结识一下这两位大人物。

真所谓生命大舞台，世界小剧场。我后来还真的在很多场合与商氏兄弟不期而遇。俩兄弟有很多相似处，但仔细观察，又发现有很多有趣的差异：子雍老成持重，子秦活泼热情；子雍迹近儒者，子秦貌似道人；子雍的文有哲思，子秦的文有诗魂；子雍的笔像手术刀，经常要割出社会生活中一些病变的东西，子秦的笔则像园丁剪，删繁就简，让我们在平庸丑陋中看到一些纯美的东西，增添了活下去的希望。陕西文坛如改变一下竞技规则，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以家族来打团体赛，那么优胜者肯定是商氏兄弟而不会是别人。

本集所收作品分五部分，各有侧重。我比较偏爱他回忆早年生活，特别是下乡知青、老三届、学兵连的往事。对秦岭山中最后女知青吴香春的回访，对文革中知青传唱的“黄歌”的记录，都让人唏嘘再三。所谓缺什么想什么，我自己文革中还年幼，虽然也耳闻目睹了许多轰轰烈烈，但躲过了上山下乡这一劫，直接考上大学，当时还庆幸自己少走弯路。但对从事人文社科研究而言，没有亲历，而是通过阅读别人的文字和影像来了解当代史上的这些大事件，终究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集中《独对书桌过春节》、《给自己上紧发条》、《那份沉重》、《没有熟人真好》等篇所描述的真挚细腻感受，与我心有戚戚焉。还有些文章的细节颇有史料价值。如史铁生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西大的学生刊物《希望》，好些人都知道。但史铁生的夫人也是西大校友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陕西著名女散文家李佩芝毕业于西大中文系，而且是我的第一本小书的责编。她的胞弟李昶怡也是西大作家班的学生，我并不知道。李氏姐弟与商氏兄弟齐名，成为陕西文坛的佳话。而姐弟早逝，兄弟长寿，则又是同中之异。许多人不知道的还有著名作家路遥的胞弟王天乐也是西大作家班学员。让人痛惜的是这一对兄弟也英年早逝。阅读子秦先生大作，可以丰富我们对文学陕军特别是“西路军”的了解，一些模糊的印象通过他的叙述清晰起来，也丰富起来。

我一直认为，由于时间距离太近，我们对当代事件的许多情绪性观点和看法将来未必能站得住，传下去。及时保存一些档案，抢救一些史料，记录一些细节，却都有存信史的意义。特别是口述和影像资料，随着当事人的纷纷谢世，将会越来越稀缺。我们有意识或不经意做的这些，对未来史家还原历史真貌功莫大焉。民族起源及夏商周断代中的一些事件搞不清楚尚可理解，但我们如对当代史中许多环节都失忆了，都说不清楚了，那才是愧对历史，愧对文化人的责任。

阅读子秦作品的最强烈印象是他能将诗文打通、古今打通、知行打通。

先说第一点。子秦以诗知名，《我是狼孩》等作品已让他在当代诗史上留下了一笔。但从收入本集的作品来看，他早已完成了由诗向散文的转变。我不愿用华丽转身之类轻佻的辞语来形容他的转行，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现实的也是痛苦的转变。如果说此前的作品还能看到转变的裂痕，本集中的文字则说明子秦作为一个散文家的驾轻就熟，展示出当行本色者的从容淡定。但是我每每能嗅到字里行间由诗发酵出的味道。文章中出现的一些韵语、联语，对骈散的调停处理，在在说明他作为具有良好素养的诗人对诗的这些技术是非常娴熟的，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好比内功深厚的拳家，虽没有上台打擂，但举手投足间已露出冰山一角。集中文字，凡涉及到对友人诗歌的评论，对古人诗词的赏析，都很精彩，似乎没有充分的宣泄，就没有过瘾的感觉。

再说第二点。我认为本集中最大的亮点是第五部分，这是许多当代散文家集中见不到的。子秦因一篇《西安赋》名声大噪，不仅使他自己成为用古今两种笔墨写作的散文家，而且在当代大陆引发了竞相写赋的热潮，时至今日方兴未艾。全国各地的百城赋、千城赋大赛正在轰轰烈烈展开，说他是始作俑者，丝毫不夸张。还曾记得八十年代初老干部、老同志默念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言，投身练书画、练旧体诗词的热潮中。二零零零年后又追随着子秦，纷纷撰写讴歌大好河山的辞赋，各级各类刊物洋洋洒洒，琳琅满目。看到如此多的效尤者，子秦应偷着笑。要说策划，这也算是他参与的一次最高明的策划。他除了为人交口称誉的《西安赋》外，其实收在本辑中的《铜川赋》、《杨凌赋》、《红河谷赋》、《常宁宫赋》、《唐城墙遗址公园赋》等，均可圈可点。

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与传统文化板块整体断裂。五四激进派稍好些，嘴上把传统骂得一钱不值，但骨子里还是散发着贵族士大夫习气，举手投足间仍能看出传统的素养。包括“五四”主帅、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攻击传统最激烈，但晚年沦落四川乡下，对传统文字学的研究仍很精湛，他随手涂鸦的信札竟然都成了书法墨宝。港台的文化人及作家，没有遭遇文革之灾，对传统的温情敬意尚存，余光中、梁实秋、董桥、龙应台，甚至金庸、琼瑶、方文山等，不论其政治立场与文学成就高低优劣，身上多都有一种典雅高贵的书卷气，笔下也能将汉语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大陆作家旧学修养好的也有一些，如写《李自成》的姚雪垠虽因创作观念的高大全为人訾议，但他对明清社会文化的熟稔，对明清诗文的模仿与理解都很到位。另外如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都对国故有较深入准确的理解。近年来的很多状况则不敢恭维，倡导国学的大学校长不知“七月流火”为何意，主流文化的形象大使、著名散文家自己写碑文也要用“烟霞满纸”来表扬与自我表扬。故有识之士认为，近三十年海峡两岸三地较量，在军事与经济上我们占了上风，但文化方面我们屡出洋相，为人诟病。我们在文化教育圈做事的人，应该感到汗颜。从这个意义上说，子秦第五部分所收虽是应景应命的文字，但将其写得妥帖，中规中矩，仍非常有意义。而由此引发全社会的浓厚兴趣，仿效成群，更具有移风易俗之效。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崇尚高贵，追慕风雅是一件大好事，功德无量，应该好好鼓励。

子秦不光能静坐下来写文章，而且能将其设想付诸实施。他参与组织策划了许多重要活动，他有在基层管理工作的经验，这些立体的东西，实践形态的东西并没有全部形诸纸面，但却占了他相当多的时间，花费了许多精力。说明他有多方面的才华。陕西文艺界从柳青开始就有作家下乡的传统，新时期以来，高建群、冯积岐、方英文、朱鸿、张艳茜等都有被安排在基层挂职的经历。子秦参与的活动，虽与挂职不同，但通过这些活动，使他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有深刻而清醒的理解，而他将自己的专长与服务对象相结合，更是一个特色。

知名文化人梁文道先生说，中国人要学会做富人，既然都G2了，又不差钱，那么应多点社会责任感，多点慈悲心，多做些公益捐助，多扶持一下文化教育。套他的话，移赠子秦先生，要学会做大家大师。子秦在陕西已成名家，但冲出潼关，逐鹿中原，仍责任重大。至于在全球华文写作中争得领地进而提升华文在世界的影响力，仍然任重道远，我愿和子秦先生共勉。

子秦先生并不显老，有一次和他聊天时，他说他很快要退休了，反让我感到有些诧异。其实对文化人来说，六十岁仅仅是个数字概念。“暮年诗赋动江关”的例子很多，不独庾信一人。子秦身体状态好，阅历丰富，年轻时的烦心事渐少。更重要的是挣脱名缰利锁后不必再随人俯仰，更有利于独立思考，自由表达。逐渐完善的医保和福利制度，也可以使他不再为那些应酬、应景、应命的事风尘仆仆，他可以铆足劲多干一些年青时想干的事，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做出超越性的贡献。我相信，他能做到。

 

                          2010/5/9草于京郊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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