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是个体人从小习得的语言。它既有家族的一致性，也有社会的一致性。现代人还使用书面文字，因此母语也包括书面语言。母语实际上就是这多方面的综合体。这种母语是个体人从家族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中传承而得到的，也是个体人参与共建后传承给下一代的。
　　“方言是我们的母语，普通话不是我们的母语”——这是完全错误的口号！我们的父兄不但使用方言，也使用普通话，接受白话文教育。方言在演变，也在向民族共同语靠拢。今天城市化比例已经超过50%的水平。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上一世纪积累起来的方言观念上了。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是许多方言的聚集地，民众自发地凝聚新的语言习惯，形成当地的通用社会方言。这种凝聚力是任何“地方标准音”理论和“方言规范化”势力都无法控制的。文化教育、媒体和公众艺术操作都在推广普通话。普通话概念已经写入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的作用力是强大的，影响力是深远的。任何有见识的语言学学者不应该无视今天汉语这一基本事实。我们应该承认，汉民族的母语是方言、普通话和白话文的综合体。
　　说“普通话”是混合语、克里奥尔语——纯属混淆视听。普通话是通用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它是全民凝聚力建设起来的、历史形成的社会方言。所谓“混合语”之说总是否定汉语方言的一致性，说它们是独立语言。
　　语言有形式系统和意义系统两个方面。所谓“形式”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所谓“意义”是语言的抽象含义。这两方面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它就像任何一个钢镚儿，既有金属材料，又有价值。一个是它存在的物质材料方式，一个是它存在的抽象功能意义。
　　语言是用来交际的。人们使用语言表达观念意识，起的是交流信息的作用。观念意识可以不同，也就会有“言人人殊”的特点。但是语言的形式、功能意义，以及它们结合的方式必须取得社会一致，否则就无法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语言必须具有社会一致性。
　　语言的声音只能够以个体人为单位去生产（口）和去接收（耳）。语言的意义也必须由个体人去处理（脑）。遗憾的是，个人的口、耳、脑由个人独享，人与人之间不能直接连接。
　　但是，无论是语言的声音和所表达的意义，都必须社会一致。这是通过人与人的交际去实现的。它们的桥梁是人与人交流所使用的声音。最小的交际模式是两个人对话的模式。通过那种“１＋１”的模式，语言能够一传十、十传百，直至千百万人组成的社会网络能够使用同样的、一致的语言。
　　在很大的社会范围内，语言可能会有分歧。社会分歧是人间并存的现象。由于传播范围太大，也会有地域分歧。后者是异地并存的现象。所谓方言，不但有地域分歧，也有社会分歧，因此会有社会方言的现象。
　　无论是地域方言还是社会方言，必须是基本一致，最多只能大同小异。如果分歧很大，形成隔阂，就会带来社会分裂的严重后果。因此人们的共识一般都倾向于追求共同的、一致的语言方式。这是语言凝聚力的来源。
　　应该说，地域方言不是界限分明的。只要条件允许，不同地域的人依旧会有来往和接触。人们也可以从一个地域移居到另一个地域。因此方言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汇聚。这是通用语言必然产生的现实依据。
　　“复兴方言”的口号极具蛊惑人心的作用。到底怎么复兴就难说了。任何涉及地方标准音和方言规范化的举措都是双刃剑，不但砍向普通话，而且砍向方言地区方言品种多样化的事实。方言具有村自卫战、人自为战的特点，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方言知识理论可以描述方言的重要特征，但是不可能制定出任何抽象的“标准方言”方案。那种标准音的发音人是找不到的。试图与普通话教学抗衡的方言教学有百害无一利。只有普通话才是保护方言多样性的有力工具。汉语方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至少可以延续五百年饱满的生存价值。

　　普通话传承过程中会有所谓“方普”现象，或称“蓝青官话”。它可能是一种自发现象。自从有了普通话的概念，社会的凝聚力已经被它吸引。它可能会引发一定离散性差异，属于正常现象。这是向着凝聚方向靠拢的必然表现。应该注意的是，“方普”不是普通话的分化。在观念上，“方普”不能被看成独立的实体。普通话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到处都有普通话的现实榜样，这才是普通话的实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