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教授”，令人唏嘘不尽……

  近读有关国学大师吴宓先生的文字，

命运多舛，世事弄人，令人唏嘘不尽……

不禁再次感慨：历史、国家！知识者的责任与命运……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国立东南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起任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后到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吴宓（wú mì），17岁时进入清华学堂，之后赴美留学，攻读西洋文学。

先后在维珍尼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其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1921年回国后，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

他参与筹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

更是请来了民国最为著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任教。

可以说，没有四大导师，则国学院有名无实。

正如王国维到清华后曾对吴宓所言：

“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吴宓于其灵前自誓云：

“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抗战胜利后，他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海外大学的多次邀请，辗转几所大学后，最后落脚重庆，在相辉学院任教授，兼任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

……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被批斗、殴打、羞辱，并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被下放到了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

他的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曾聆听过其教诲的学生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亲见的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

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被呵斥甚至挨打。

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李永晖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而在另一次批斗中，红卫兵命令吴宓跪在毛主席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接着红卫兵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则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

在又一次批斗中，他被架上高台示众，不免头晕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床上的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他遂被接回陕西泾阳老家，当时吴宓所有的积蓄，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在老家养病的一年里，每次吃饭，眼盲断腿的吴宓都要问：“还要请示吗？”
……

1977年，戴着“反革命”帽子住在老家泾阳，犹似老农，衣食难继。

一日，偶与妹闲谈，知乡间中学未开英语，问其缘由，答曰：无外语教师。吴遂急切言曰：“那他们何不找我？我在美国呆过多年，我可以给他们讲课。”

其时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他，已是行将就木之人……

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道：

“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一个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和诗人，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中被扼杀。

其弟子赵瑞蕻在其去世后，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

若地下有知，吴宓会控诉吗？他究竟会控诉谁呢？

“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

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

那时，除了他自己，谁还会记得他的教授身份？

在那曾经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

教授的意义，也许是今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

“文革”中的不幸遭遇给老人的创伤是多么至深？

“教授”二字，在吴宓心中是多么的崇高！

教授，在无知者的眼中，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空头衔；

教授，在俗人的面前，是一种谋生的资本；

教授，在学人的心中，代表着学问、荣誉和地位；

教授，在吴宓先生那里，是他一生自豪的称号，是他理想人格的载体。

吴宓，一个名副其实的教授。

1923年，《清华周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

清华学生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中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外，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间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稜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监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吴宓的学生卓有成就者中有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也包括季羡林。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如此回忆吴宓：“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薰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而西南联大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吴宓在众人眼中的印象是：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

吴宓非常乐于助人，他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如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足，吴宓慷慨解囊，资助300元，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然而，吴宓自己却在生活上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饭。他的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也是一位对爱情充满热情的情种。

他的朋友、他的爱情故事、还有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遭遇……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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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读书笔记：历史、国家！知识者的责任与命运（2）

历史、国家！知识者的责任与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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