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时,在学校bbs上看到一个帖子,里面提到,我们系有些学术水平很高的新进校教师,想不通他们为什么没有给本科生上课。
上周,一个海外留学生和我进行了面谈,她说,大学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也要上课和做学生工作的吗?美国的research professor就不用上课。
这两个问题真让我“哭笑不得”!显然,有些人不明情况。第一个问题,仿佛在说海归不愿意上课,而根本不清楚怎样才能“轮到”或者“争到”上课!第二问题,把高校副研究员当成国外大老板组里的“研究副教授”。
这两个问题,也促使我想起自己的真实经历。
说实话,在美国读博士生时,我对教学没有热情。当时我倒想多发文章,不想“浪费时间”!但是回国后,倒很期盼着能有报效学校的舞台。
研究员、副研究员只是把你招进来的“幌子”。因为根据规定,你做过讲师,才能评副教授。而海外博士后没有做过讲师,所以近年来这里给的大多是副研究员(作为独立PI和课题组长进行引进、要求和考核,拿的薪水高于普通正教授)。这属于教学-科研岗位,实质上和副教授没有任何区别。不但职责没有任何区别,考核也是一样要求。也就是说,大学是“算工分”的,你上课可以得工分,带本科生和研究生可以得工分,拿项目和发文章可以得工分,做学生工作和行政工作可以得工分。你要吃饭,或者说你拿了用人单位的工资,就必须要上课。如果你不上课,不但考核会很难看,津贴会消减,而且职称都评不上!
基于责任感,我入职后很希望能有课上。可是,不明情况的人啊,上课是你拉出一张桌子、拿出一个话筒就能上的吗??你爱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的吗?
首先,有的课别人熟门熟路,一直在上着。你把别人顶了下来,别人怎么吃饭啊?要是开平行班的话,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老师受欢迎的程度都不一样,要是学生都报你教的班,别人怎么办?
其次,培养方案是经过慎重考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更改的。有些学科方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课程体系,不会轻易改变的。你开新课,有可能和现有课程的内容部分重叠。即便不重叠,有没有必要开这门课,都需要重重讨论。比如有的课(比如“多相催化剂的表征”)相对于现有的课程体系来说,过于“细枝末节”,是不可能让你开的。
再次,各位知道吗,开一门专业课需要多少时间?如果你开的这门课是大三学生的专业课,那么要等现在的高三学生考上大学,再等到他们成长为大三学生才能授课,因为培养计划是学校和新生的“合同”,不会随意更改的。
我刚入职时,已经是2009年12月底了,那个学期肯定没课上了。我当时没有找领导安排课,领导也没有找我。到了2010年春季,还没有人找我,我主动找到了领导,了解到开新课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于是找到了一本研究生的培养计划,看看能不能上已经有课程代码的、别人暂时没上的课。找到一门《环境催化》,想安排在2010年秋季上(来不及在2010年春季上,因为2010年春季的课,在2009年下半年早就安排好了)。但是,那门课在培养计划上是春季课程,于是一直等到2011年春季才轮到上课。至今已经上了两年。
为了上这门课,2010年我进行了详尽的备课,花了至少3个月时间,看了很多本教科书。诚惶诚恐地找到了教学任务,我不惜放低自己——只要能给我上课,哪怕去别的校区上课、晚上上课、周末上课,都行。最后,我的课被放在周六上课。那时候,我周六下午上完课就赶着去看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的小孩,其中心情,不再多说。
上了一门研究生课程,还不行!首先,没有完成当初雇佣合同上承诺的上课任务(4门课)。其次,如果没有本科生课程,可能职称都评不上!
2010年,我“求爷爷、告奶奶”,申请了各种课程,比如《(本科生)环境催化》、《科研生存技能和学术规范》、《“生命中不该忘记的事”导读》等等(我这里,保留着当年的申请材料包括教学大纲等等),结果都被枪毙了。
虽然被拒的时候心一阵酸,但是我学会了“换位思考”,理解了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有的课程,被认为是本科生不会选。而有的课,也许没有什么学术性。并且,理工科的老师上文科的内容,有些怪,除非你是学校大牌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也请你去讲的那种。
我对管理者没有任何抱怨,否则我的饭碗不保。经过反思,我明白了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并且想清楚后,以后就是让我开《“生命中不该忘记的事”导读》,我也不会再开了,因为也许不好收场、教不下去。
通过这些“冷水”,我不但学会了换位思考,而且领悟到:有些事情的成功,需要时机。如果时机没有成熟,就不要强求!
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也在思考和挣扎中预测了发展的形势:从长远来看,加强本科生的专业英语和研究生科研生存技能(包括读文献、写英语论文、作报告、写简历、职业规划)等一定会形成一种强烈的需求。如果在这个方向打下伏笔,以后也许能用到自己。
由于我以前是化学背景,到了环境系,我在上班和业余时间看了很多环境方面的课本。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比如 有的老师上了新的课,还比如专业英语课需要分方向讲授,开平行班),我在2012年找到了两门本科生的课程——《专业英语》和《大气污染与控制》。为了上好课,我看了很多书,暑假里几乎都在备课。
接下去说说学生工作。为什么要做学生工作?首先,我们社会主义大学,“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每个班级配备辅导员和班导师。其次,做学生工作是教师的职责之一,也是“算工分”的。再次,根据我后来才知道的规定,35岁一下教师评职称,原则上必须做过学生工作。
在没有找到课上的时候,我对用人单位很有愧疚感,仿佛自己“白吃饭”似的。2010年9月,在学校网站上看到招募“复旦学院经典读书计划”读书小组指导老师,就报名了。(其实这还不算正宗的“学生工作”,也不算工分。) 一年搞了10次活动,都是在学生上完晚自习8:20以后,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妻子和小孩已经进入了梦乡。这个工作,我做了两年。
2011年10月,因为一个老师出国进修,我成了一个大一班级的班导师。任务是:每年至少参加两次集体的工作会议,每学期至少走访学生寝室一次,组织一个读书小组,开一次讲座,每个月安排一个下午office hour,参加班级活动,参加班会,找学习困难的学生谈心,回答学生的问题,每年参加4次监考,等等等等。
你说搞这个东西浪费时间,但我说,That's my job.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找到了乐趣。比如学生遇到很多情景和问题,促使我联想到我在目前这个年龄,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如时间管理、舍和得的关系、得和失的关系等等。我能够把我读的“课外书”里的道理用到给学生的解说中,形成了“联动”,并且给学生讲的东西,或者说我自己的思考,最后形成了文字发表,包括在校报上发表。这是个更加深入理解学生、理解这个学校、理解这份职业的过程,也是自我的发现之旅。
后记:修改后由科技导报“科技职场”栏目刊登,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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