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受作者——云南大学周新茂副教授委托发布，以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精神，寄托后辈的哀思！

2023年5月28日早上，惊悉我的师爷、我们敬爱的朱维明老先生驾鹤西游了，一时悲伤袭来难以自持。这几日，与老先生共处的点点滴滴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满心的眷恋、感激和不舍，在此仅记录往事一二寄托对老先生的哀思。

2008年，我在大三上学期受业于和兆荣老师，也因此有幸成为了云南大学植物标本馆的一分子。从那时起，老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无私关爱就一直伴随着我。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次是，我周末在昆明西山采集到了一种像石楠的植物，但囿于自己知识有限无法确定，询问标本馆的师兄师姐也无功而返，于是跟随师兄一起去请教老先生。这是我第一次向老先生请教植物分类。当我把植物呈给老先生，他一眼就说出植物的名字：这是一种枇杷属植物，叫倒卵叶枇杷，当时我很惊讶，这跟平时看到的枇杷完全不一样，这时候老先生先跟我们仔细介绍了这个植物的特征，随后他从办公室和标本馆图书资料室抱出一大摞书，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有《云南植物志》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其它几本记不太清了。他对着植物志中的描述逐字逐句的给我们介绍，然后又跟我们说我们标本馆有这个种的标本，于是他又抬出一摞标本，逐份标本翻给我们看，边看标本还边给我们介绍这个种的变异特征。介绍这个植物整整花掉了近一个早上。后来才认识到，老先生其实已经带着我们完完整整地走了一遍植物标本鉴定的流程。对于我这样一个还没有任何基础更不知道植物分类为何物的刚进入标本馆的本科生，老先生能够给予我这么细心的指导，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之后在标本馆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老先生对所有学生都是如此耐心，内心更是对他充满了无比的敬佩。

得益于本科期间就接受到老先生及和兆荣、王焕冲、王崇云等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专业训练，加之多次野外植物分类实践，我对植物分类产生了浓厚兴趣，本科毕业之后跟随和兆荣老师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期间更是得到了老先生无数次的悉心指导。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但他仍然保持着对专业的热爱，保持着对徒子徒孙的一腔爱怜。为了避免老先生过度劳累，后面师弟师妹找老先生请教的次数才少了些。

老先生平时的生活很节俭朴实，但很有规律。我读硕士研究生时，老先生已80岁高龄，但每天9:00以前他一定已经在标本馆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17:00之后才回家。老先生一辈子谦逊，他不让我们叫他先生，他说他称不上先生的称号，所以在标本馆我们都勉为其难地称呼老先生为朱老师。中午有时我们会跟老先生一起吃午饭，在去食堂的路上，老先生看到学校有入侵植物紫茎泽兰，就会把它们拔掉并扔进垃圾桶。老先生有时候胃口不好，吃不完的馒头、米饭和菜，他都会拿个盒子打包，跟我们说晚上热一热就可以吃掉了。吃完午饭回来，老先生通常会在校园溜达一圈，喂一会儿小松鼠，他最熟悉的自然是标本馆楼前银桦树洞里的小松鼠，每次老先生都能如数家珍地跟我们介绍谁是哥哥，谁是弟弟……而每次老先生走到树下，小松鼠也都会主动跑下来找老先生要吃的，场景是那么的温馨感人。我想这些云大的小精灵此后也会时常想念起这位老人吧！老先生做事一丝不苟，办公室里尽管都是比较老的家具、物件，但是老先生将它们摆放整齐至极致，办公室里小到一张小纸片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他经常跟我们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东西不放置好便会找不到，但我想这更多是一种一直以来对自己严格要求养成的习惯。老先生的节俭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细节，我们平时用剩的纸张、包装盒，老先生会把它们裁剪成各式书签、标本小台纸等加以利用；标本馆用剩的瓶瓶罐罐，老先生会清洗干净，带回家种植植物或放在办公室收纳小物件。老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虽然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但是从来不会苛责我们。老先生看见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都会耐心地指出；看到标本弄乱了，摆放位置不对，摆放不整齐，他会郑重地给我们示范如何取放标本。

我读研究生时，老先生尽管已是80岁高龄，但他还是对野外充满激情和向往。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和老师不得不频繁地“泼冷水”以打消他出野外采集标本的念头。偶尔在周末或假期带老先生在离昆明不远的地方逛逛，顺带采集一些标本，都会“哄”得老先生异常高兴。我曾陪同老先生先后到过昆明西山、楚雄武定、玉溪新平、红河建水等地进行短期的出差。每次同行，除了在专业知识上收获良多，老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终身受用。2011年8月，在和老师的带领下，我有幸跟随老先生在云南滇西北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开展了为期约半个月的野外植物调查和标本采集。老先生一路上非常开心，平时不愿意拍照的他跟我们拍了很多合影照片。老先生说话不多，但走得很快，我们稍微慢点就跟不上他的步伐，但是只要我们有不认识的植物或者有问题问他，他一定会停下来非常详细地跟我们讲解。老先生不止对蕨类非常熟悉，而且熟知云南几乎所有的种子植物类群，看见路边的植物他也会主动跟我们介绍。老先生在野外对蕨类标本的采集要求极高，他会在一片居群中挑选最好的叶片做成标本，我们采集的标本极少有能入老先生法眼的。老先生白天同我们一起爬山，晚上则会亲手压制白天采集的标本；我们屡屡提出给老先生打打下手，但都被他拒绝了。很多人都说云南大学标本馆拥有全中国标本质量最高的蕨类标本，其实都是老先生一辈子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的结果。在野外，老先生坚持用草纸压制标本，因为草纸压制的标本能保证标本的颜色和质量，但是因为当时滇西北湿度大，草纸压制的标本自然干燥得极慢。经过我们多次努力，终于说服老先生同意用烘机和瓦楞纸先烘一些试试效果。老先生对我们烘干的标本勉强满意，当时还说这个效率挺高。可惜的是，因为出差时间长，加上湿度大，我们保存方式也存在一些失误，老先生在泸水县采集的很多高质量标本都长了霉斑。一回到昆明，老先生便马不停蹄地在标本馆晾起标本来，看着那铺满了整个过道的霉变标本，我们甚是自责且羞愧难当。这是我与老先生出野外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一辈子最难忘却的回忆。

老先生治学极其严谨，但做学问从来都不因循守旧。硕士期间，我开展的是中国卷柏科植物的孢子形态学研究。其实在此之前，老先生在《云南植物志》中已经对云南卷柏属植物大小孢子的颜色纹饰等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描述，他甚至在大部分标本的台纸上，对大小孢子进行了展示并做了批注。当听到导师给我安排了这个题目时，老先生马上表示了支持和赞许：“我虽然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了孢子形态，但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你们用扫描电镜作进一步观察，可以把我以前没弄清楚的东西理清楚。”随后，老先生给了我很多嘱咐，提醒我要特别注意哪些物种的孢子形态，以及他在观察中发现的一些特殊例子，如薄叶卷柏有白色和黑色两种大孢子等等。这些对一个刚接触该类群的硕士研究生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在此后整个毕业论文的完成过程中，老先生更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给予我指导和建议，有时还与我一起观察电镜扫描的孢子图片。过往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能得到老先生如此细致入微的指导，自己何其幸哉！老先生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中国蕨类植物的分类学研究，对中国蕨类分类研究以及中国蕨类研究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一生中采集并发现了很多形态变异极大的蕨类植物标本，这些很可能是蕨类的新类群。老先生常拿着标本跟我们说，这些标本是我发现的一些问题，现在有很多好的技术方法，如分子技术、扫描电镜、染色体技术等等都可以帮助你们把它们研究清楚。最近，和兆荣老师、赵镜博士我们进一步经过分子系统学研究，就证实了老先生早年采集的一个碎米蕨存疑种的新种地位，并以巧家碎米蕨 (Cheilanthes qiaojiaensis Z. R. He & W. M. Chu)命名发表。

后来我到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后来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与老先生见面就少了很多，了解老先生的情况多是通过与和老师的交流，但假期回昆明有时间我都会去探望他。当时老先生身体都还挺硬朗，常笑着跟我说他可以活到一百岁，我听了自然为他感到高兴，也在心里默默祝福他。虽然陪伴少了，但老先生对我无私的帮助和厚爱仍如从前。为了博士课题的顺利推进，我和导师张老师、和老师忐忑地向老先生提出从标本馆卷柏标本上取一小部分材料进行分子系统学研究的想法。我们深知如此“荒唐”的请求对于视标本如生命的老先生来说是相当地残酷的，但没想到他没有任何迟疑就同意了。意料之外的同意让我们感到轻松和鼓舞，但一股酸楚和不忍却又涌入心头。得益于老先生高质量而且准确鉴定的卷柏标本材料，我顺利地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工作，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每念及此，心中感激和怀念之情又如潮水般起伏涌动起来。

至我2018年入职云大后，老先生身体已大不如前了，也消瘦了很多。再次相见跟老先生聊起家常来，他却还清楚地记得我老家在洱源，内心很是感动。最近和老师跟我说老先生身体越发不太好了，但没想到他的离去是这么地突然，一时间悲痛不能自已。

感怀与老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愈发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烙印。虽然我们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老先生的高度，但在标本馆这么多年，老先生身上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无论是人品、学识都值得我们一辈子敬仰和追随。老先生走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当以老先生为楷模，继续他的治学为人之路。沉痛哀悼，愿师爷他老人家一路走好，在九泉之下安息。

 学生：周新茂

2023年5月31日于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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