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一种说法：梁思成是京都的“保护神”，让这座日本古都免遭原子弹的轰炸。我对这个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

国内的说法有几个来源。《城记》的作者王军在其书日文版序中提到，一个来源是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宿白，另一个是已故的中国文物学会前会长罗哲文。王军引用宿白的话写道：“梁思成说，当时他把京都和奈良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看来这个图起作用了，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遭到战争破坏。”(难道美国人的地图上没有京都和奈良？再有，即使梁思成的确这么说过，那不过是他自己的猜测而已。)王军还写道，罗哲文“1986年撰文纪念梁思成诞辰85周年，对此事也有回忆”。

已有人对梁思成是京都保护神的说法提出过质疑，见“梁思成到底有没有保护京都、奈良的古建筑？”

的确，王军也指出：“目前公认的在二战中保护了京都和奈良的学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兰登·华尔纳(Langdon Warner, 1881-1955)。此人是梁思成1927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王军接下来写道，“可假设这样一个线索：梁思成保护京都和奈良的建议，经史克门传递给了兰登·华尔纳，并产生了作用。” 意思是说，虽然公认的保护人是华尔纳，但保护的建议是梁思成提出的。

不过，据高居翰的博文，华尔纳本人否认自己对保护京都起过作用。所以，王军的这条线索行不通。　　

顺便说一下，梁思成没有在哈佛读过博士学位。他曾在1927年申请哈佛的研究生，后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哈佛图书馆里翻阅了有关中国艺术的西方学者著作，时任哈佛东亚艺术讲师的华尔纳给梁思成建议过读哪些书。1928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婚礼后，绕道欧洲回国。(见Wilma Fairbank写的传记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高居翰在博文中复述了一个普爱伦(Alan Priest)讲给他的故事。普爱伦曾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远东艺术部主任，退休后长期居住在日本京都。普爱伦喜欢恶作剧，他和华尔纳曾在1954年一起前往京都，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个日本艺术展挑选展品。因为日本人认为是华尔纳保护了京都，所以想为他专门准备点什么，以示报答。不妙的是，日本人向普爱伦咨询华尔纳喜欢什么。结果是，他们为华尔纳上演的古典能剧，是他最不喜欢的东西。

在这篇博文的注释中高居翰说，是一位学习过日本文化和艺术的年轻美国海军军官，在一次与时任美国战争部长的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 1867-1950)一起吃晚饭时，说服了史汀生不要炸京都。

理查德·罗兹(Rjchard Rhodes)在他写的原子弹是怎样造出来的(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这部历史专著中，引用了负责原子弹项目的美国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在战后一次访谈中讲述的为原子弹选择靶标城市的事情。格罗夫斯说，1945年5月30日，他向战争部长史汀生汇报原子弹项目的进展，史汀生问靶标选好了没有。格罗夫斯已经让美国空军有关人员建议了靶标，共有5座日本城市，京都居首位。按照程序，他原应把建议靶标的报告提交给时任美军总参谋长的乔治·马歇尔，听取马歇尔的意见。但史汀生坚持要格罗夫斯把候选靶标城市先告诉自己，当史汀生听说京都是首选之后马上说，“我不想要京都被炸。”接下来，史汀生走到隔壁马歇尔的办公室，让马歇尔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一下，他当着格罗夫斯的面对马歇尔说，“马歇尔，格罗夫斯刚把他起草的靶标建议报告拿给我。我不喜欢这个报告，我不喜欢把京都当靶标。”这让格罗夫斯颇为难堪，也相当恼火。由此来看，保护京都的决定是史汀生本人做的。

那位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是谁？怎么能和史汀生吃得上饭、说得上话，有影响战争部长的能力呢？

美国学者Otis Cary调查过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The Sparing of Kyoto - Mr. Stimson's 'Pet City'", 发表在Japan Quarterly, Oct.-Dec. 1975.

那位海军军官名叫亨利·卢米斯(Henry Loomis ,1919-2008)，其父亲是富有的华尔街投资家兼科学爱好者Alfred Lee Loomis (1887-1975)，他在二战前曾私人资助科学研究，也是二战期间领导战时科研的人之一。Alfred是史汀生的表弟，也就是说，亨利·卢米斯是史汀生的表侄。

亨利·卢米斯在2002年接受佛罗里达州一家报纸采访时，也提到了这段历史，见：Loomis: Many accomplishments, largely untold (卢米斯: 他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