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杰兄《宋代文学论丛》日前问世，对宋代众多文人及诗作的点评入木三分，聊选数段，以示钦佩。

根据苏轼和黄庭坚的看法，陶、杜所代表的自由境界、终极理想是所谓“老”和“古”。

黄庭坚认为杜子美到夔州以后的诗才达到了“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苏轼也主张：“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在他看来，“老”境是对“五色”“气象”的否定和超越。黄庭坚的观点大抵也是如此，方回对杜甫夔州后诗歌境界的解释颇能代表黄庭坚的看法。方回说，杜甫关辅、成都时诗“如绣如画”，成都后则“绣与画俱泯”，至夔州后，则“莫不顿挫悲壮，剥浮落华”。他还进一步说，老杜诗是“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所剥落的是诗境的音容声色，是感相的渲染、外境的烘托、技巧的刻琢。这些都是唐诗的重要美质，在宋人看来却是“浮华”。“老”境的标志是“剥落浮华”，当彻底地摆脱了对感相、外境、技巧的依赖，诗境就直造内心，就能最充分地展示主体的精神境界。“浮华落尽见真淳”，真淳就意味着最彻底的人格自由，这就是“老”境的实质。

苏轼、黄庭坚都把陶渊明其人其诗与整个“古人”“古风”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陶渊明“风流不落正始后”，依然属于古典境界。对于“古”境，苏轼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汉魏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我们知道，美的实践在本质上是不可重复的，从而决定了美在本质上也就不是积累的。文学技巧的发展，赋予了主体以客体化、对象化的能力，但它又以单向发展、僭越本位的副作用时时剥夺主体本质表现的自由。所以，越是接近于艺术发生的原点，主体就越具有充分乃至于绝对的审美自由，这就是苏轼所说的“高风绝尘”的境界。要进入这一境界，就要实行主体本质的回归，对于宋人来说，首先要否定唐人在形式法则上“登峰造极”的努力，剥落其词采意象、音调风容，从而归于“平淡”“简古”。实现了“平淡”“简古”，就超越了唐人艺术表现的定势及其俗套而进入“高风绝尘”的主体自由境界。对于这一境界的神往反映了宋人对独立、高古、自由人格的强烈希求，这与“老”境的实质是一样的。

“老”境和“古”境所体现的是这样的一种境界，否定和剥落了流俗的技巧，超越了体现在技巧中的一切外在矫作装点的机心，使艺术创作显出一种不设邪思、不惑其心、无所用智的“平淡”境界。一旦超越了流俗技巧的束缚，实现了这一境界，也就进入了独立自由、高风绝尘的人格境界。这是立足于整体人生的艺术态度。在这里，“平淡”的艺术实现了不平淡的人生目的，表现在美感构成上则是“平淡”的艺术形式中包含着不平淡的人格内涵。所以，黄庭坚把艺术的自由境界称为“平淡而山高水深”，苏轼则表述为“外枯而中膏，平淡而实美”。用语不同，其旨为一。

这种境界在黄庭坚的学生范温那里被概括为“韵”。他的基本命题是“有余意之谓韵”。人们在把这一命题与谢赫、钟嵘、司空图、严羽、王士禛、王国维等人的理论命题放在一起进行理论阐释时，容易忽视范温这一命题的时代底蕴。范温在解释这一命题时说，为文众善“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这些，与其说是艺术观，不如说是人生观。“有余” 是对主体人格境界的要求和肯定，而“发之于平淡”“行之于简易”则是处人寰、观世俗的态度。“韵”的内涵已突破艺术创造的本体意义， 而直接指向艺术创造主体的生命存在。“韵”，实质上展示了一个人格内敛、“高风绝尘”的生命存在方式，落实为新的审美规范，它要求以“平淡”“简洁”的形式法则来体现而又表现这一生命存在方式，即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实现“高风绝尘”的境界。苏、黄透过陶、杜之境所发现并追求的自由“无意”境界，其美学价值聚焦于这一点。

但是，有一个深刻的矛盾存在于“高风绝尘”的人格要求与“平淡简古”的形式法则之间。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古典精神境界是上古时代的现实存在，有着那个时代无可追复的社会形态和群体心理依据。当宋人把这种群体精神风貌作为个体人格理想加以追求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精神法式。这就使得那些洋溢着古典气息的“平淡”形式也随着其精神本原的失落而最终悄然远逝了。所以，宋人所追求的“平淡简古”，不可能是汉魏古诗的平淡简古。宋人只能是在“平淡简古”的价值观念和追“古”求“老”的自由精神的指引下，超越唐人的形式“流俗”，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形式法则，在精神观念与形式法则的统一上创造与唐诗气象远不相同的审美风范。这在宋人看来是“平淡简古”的，是有“韵”的，范温把苏黄作为“有韵”的典型，姜夔把黄庭坚诗视为“含蓄”的典型，都是基于这个时代自己的审美理想原则。苏轼和黄庭坚，虽然一个意在陶趣，一个志在杜学，一个任性顿悟，一个具识渐修，但都认同由“法”而“无法”、由“句中有眼”而“意在无弦”，“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精进之路，标举“平淡而实美”“平淡而山高水深”这样的终极自由境界，都既充分又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审美风范和精神理想。

（本文节选自程杰《宋代文学论丛》，标题为编者拟）

《宋代文学论丛》  程杰 著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在宋代文学领域学术论文的结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宋代诗文，重点是北宋诗文革新方面的论述，既有关于宋诗审美意识、北宋诗文革新地域因素等方面的宏观梳理阐发，也有对“后西昆体”、北宋真宗与仁宗朝京东文人士风文风、范仲淹双重人格、南宋范成大“以笔记为诗”等不同个案问题的挖掘考论。二是关于宋词，既有对词倚声合乐相应文体特性的理论阐发，也有对秦观、姜夔词艺术特征的欣赏分析。三是对宋代文学、宋代诗歌、宋代散文不同层面创作情况的概述，以及大学本科宋辽金文学课程内容的纲目概要。语言流畅，见解独到，对深入了解与研究宋代文学很有助益。

【作者简介】程杰，男，1959年3月生，江苏泰兴人，文学博士。1975年高中毕业，在乡务农。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花卉文化研究，著有《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咏梅文学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