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恩美作为女性作家,在将这些不同的叙事曲调结合为整体时,无法回避自身潜在的矛盾情结,因此,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作家更着力于展现而不是评判。通过独特的女性视角，谭恩美抓住了一个统领全书的重要因素：即各支旋律中不断有同一主题的反复呈现——文化传承与多元文化杂交的表述形成了相似与对照的乐段。例如：中国式的传统母爱，从孩子出生到成家的全过程是罕见的奉献，并且心甘情愿一代代传承；而美国女儿们虽热爱母亲，但无法忍受中国式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关爱，于是他们用反叛来折磨母亲，为自己的独立和权利抗争。又例如：女儿送一套盆子给母亲，不见母亲使用，便认定母亲不喜欢这套盆子。熟知其实正是因为母亲太喜欢而舍不得用；而母亲认为女儿的心事她应该是第一听众，但女儿却找心理医生诉说婚姻的危机 ……在不和谐的价值取向中，作家突出了文化差异与不同方式的关爱，最终走向终曲的和谐，既女儿踏上了母亲魂牵梦萦的故土，突然如母亲所预言般遗传因子被激活而心潮澎湃，在“地之灵”的神奇感悟中与母亲的思想融合认同。

在差异中走向和谐，在矛盾情结下体现模糊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正是作家的成功所在。当然，在母亲的叙述中，作家的笔墨更多地展现了非主流文化主体意识上的历史与传统观点。《喜福会》的论述角度是纯女性的，而小说中母女两代（同时又是中美文化不同背景下的两代人）又体现了不同的历史意识。尼采曾把人的历史意识分为两种：批判性历史意识（the 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和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the monument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批判性历史意识以现在和将来的名义全盘批判过去，以便从过去的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这种控制是一种负担，因而必须全盘否定。与此相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则是要在过去时代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并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如果说母亲一代具有的后者的历史意识，那么女儿具有的则是批判性历史意识。母亲不断地回溯过去，在对新的文化的适应中往往以缅怀与留恋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之源。然而女儿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的是忘却与否定。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动人之处是纯化了矛盾的复杂性，通过展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与态度来体现华裔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状况与演变。

因为《喜福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写实与自传性质的，所以谭恩美的历史意识对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女儿们矛盾性的历史意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一直希望周围的美国人忘却自己的华裔身份，但是外表上的鲜明特征和与生俱来的华裔文化情感使她的青少年期充满了困惑与自卑。小说的创作是作者心理历程中的一次成熟，从小说的发展中，读者能明显体会到作者在两种历史意识的割裂中的挣扎，并且阅读到她用女性的细致体悟了由此及彼的微妙心理。谭恩美是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美国作家，因为特定的文化身份，中国传统与历史在她眼中实际只是一个虚的空间，它因远离现实而极少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流行趋势干扰。所以，小说给予作家这样一个空间，让她能自如地表达对她来说是现实的、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给了她心灵最大限度的自由。因此，谭恩美在作品中大胆遁入“中国历史与传统”，正是因为她看中了自己身上文化传递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与其说谭恩美了解中国文化，不如说这是女性文化传承给予她的先验感悟。在小说的创作中，尽管女作家对于真实的中国传统的理解是牵强的（这或许是许多华裔作品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特点），但是她在叙述中至少准确地使用了纳妾、风水、争宠、偷情、禁欲、唱戏、吹箫、食文化、麻将等一系列古典文化的代码，演绎了她自己关于文化传承、冲突与生存本能的思考。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既然此处的分析已将女性文化载体作为契入点，那么，话语权力在重构历史上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被论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就用“话语”连接了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等，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因为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所以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与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因此，由此来反观小说《喜福会》，书中的女性，尤其是母亲一辈的女人在父权主义、种族主义的压抑下基本丧失了主体地位与言说权力，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和空洞的能指”（借用斯皮瓦的术语），而谭恩美却给予她们充分表达的自由与畅快，以期展示不同于主流的“传统”文化。因为，华裔女性有其特殊的生存境遇，美国文化对于她们是一种强势话语，在社会上打拼的男子与下一代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主体文化话语，运用主流意识来审视和评判事物的可能性更大，故而“文化原质失真”的程度更深。于是，我们就会自然地领悟到：是否女性作为弱势话语群体传承的文化失真率相对小，其文化载体的作用就相对更强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