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里流传着一篇关于北京人吐槽的段子，其中大意是，北京人本来是安于平静的群体，不怎么想钱，也不太爱折腾。现在外地人涌入北京，一边蜂拥而入，一边大骂北京人歧视外地人。结果把北京人都挤到五环外去了，北京城里给弄得乱糟糟的，原来的那个北京再也没有了。还有一些什么别的说法，我这儿也记不住了。

说正格的，所谓北京人原来居住在胡同里的那种所谓安稳的日子，或许只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侧面，或者根本就不曾真正地存在过。我基本没在胡同里生活过，但是，我见过一些人们在胡同里的生活，在大杂院里的生活。如果说那是一种安逸的话，也是在一种无奈中的自我安慰。那样的生活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可让人羡慕的。

过去，真正能住在独门独院的人家，都不是穷人，至少是曾经阔气过的人。或许北京人里的这样一小部分人，是有着那种值得他们回忆和留恋的生活的。所谓鱼缸天棚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鱼缸天棚石榴树是院子里摆放的，或者是种植的，那院子里肯定是相当宽敞的。而所谓先生多为管家或者账房先生，有钱人家才雇得起这样的人。那肥狗胖丫头是壮门面的。是指这些所谓大户人家，狗得能吃得很肥，而侍女即所谓使唤丫头也都吃得挺胖。这不光是说这家大户人家有钱，而且还挺善待下人。而大多数老百姓，日子远没有那么消停。他们每天都要为嚼果奔忙。辛勤受累，何来安稳？加上自家孩子越来越多，家里那点小地方越来越小，越来越挤，胡同里的老百姓天天都为这样的生活犯愁。

五十年代，北京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孩子多的，家长几乎都要向单位申请补助。那时的补助标准似乎是每人每月八元钱。这个每人到底是每个家长，还是家庭中的每个人口，还是每个小孩子，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看起来，似乎不是每个人口，而是每个有单位的家长。据说后来标准提高了一点，每人提高到每月十二元。我不知道居住在胡同里的这样的人家，他们的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孩子们都上山下乡去了。家长更是为此而揪心。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的，特别是插队的孩子，自己挣的钱根本就不够花，都得由家里贴补。到了七十年代末，孩子们又都回来了，家里能住的地方就更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家家都得想辙在院里搭小房，把个院子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过道，连自行车都不能推着过去，得自己提拉起来才能不碰到别人家的东西，而穿过这样的通道。

七十年代末，北京开始了拆迁。那时居住在这样恶劣环境的人家，谁不盼着拆迁？一拆迁，就有房了，就能扩大住房面积了。如果上楼了，那就有暖气了。个别条件好的，连煤气管道或者天然气管道都有了。那日子就叫一步登天。谁不盼着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谁还愿意留在胡同里的大杂院，过那种糟心的日子？八十年代的电影《夕照街》就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现在经常说，那时的人们街坊关系有多好，是，不错，是有这种关系好的。可是同时，也有更多的街坊之间吵架斗嘴，无止无休的。为了鸡毛蒜皮的破事，诸如盖小房占了谁家的地儿了，没打破脑子就算不错了。这样的邻里关系值得称道吗？值得留恋吗？估计不会吧？

那个微信里的帖子还说，北京的爷们，宁可吃低保，也不干那伤天害理的事。不干伤天害理的事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大老爷们，宁可吃低保，都不愿意干一些自食其力的营生，这样的爷们算爷们吗？我没见过，但我的朋友中有人见过，就有那种三十多岁或者四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宁可在家吃低保，天天下棋打牌，就是不愿意出去找一份活儿来干。干不了高档次的，干个卖力气的活有那么难吗？再说，现在的活儿有多少还是要卖大力气的？到火车站扛包？恐怕都找不到这样的活儿了吧？火车站现在早都机械化了，你想去也没地儿找去。其他的活儿能有多累？能把您给累着了吗？能把您给努吐了血吗？在北京这块地方，干点什么不能养活自己？那些自称爷们的人们，想过怎么才能自食其力了吗？

北京的城市规划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到处乱拆乱建也确实让人心里堵得厉害。我每次走到东二环，看到从东直门到建国门那一遛高楼大厦，都拥挤到一块堆儿，心里烦得不行，感觉特别压抑。那片地界，我能不去就不去。但这不能怪外地人吧？做规划的有关方面，基本也是北京市的相关部门，他们这么瞎胡乱折腾，是他们自己水平太差。把北京居民都挤到五环之外，都是这类胡乱规划所造成的结果。

外地人来北京，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以前除了公办单位人员出差，一般老百姓除了旅游，谁没事往北京跑？现在的局面，是中国发展与转型的结果。或许，其中有不少新的情况不招人待见，让人心里不痛快。可是谁都不是故意要做成这样的。慢慢的，很多情况会改变，会好转，会让人心里慢慢地喜欢。

   不知道在网上吐槽的人们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心理。或许他们心里觉得憋屈，想发泄一下。这或许也可以让人理解。不过，发泄归发泄，有些话说说就算了，过去就过去了。千万别拿它当真。其实大多数北京人，对于现在的情况，心里基本也是很平和的。谁过日子都不容易，谁也别和谁成心过不去。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