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钟书《管锥编》开头部分就读了好几次，总没能读完。现在又开始从头读起。《管锥编》第一册第一部分是《周易正义》，正义二字，大约是指正确的涵义的意思吧。周易正义是唐人孔颖达所编《五经正义》之首。后面还有钱先生讨论《毛诗正义》的文章。毛诗正义也是孔颖达所编。钱钟书对周易正义中讨论的有关概念，总要列出许多旁证，以表述这些概念在不同的著作中，在不同的时代里，会有怎样不同的理解。我在读的过程中，觉得钱先生好像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棰，但这些观点或者意见结合起来，却显现出有很多妙处。

周易正义的第一则，讲的就是易字，说易是一字三名，或者一字三义。有人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这个字的三个意思是：简易、变化和不易。后面钱钟书列举了其他文献，来说明易字的一名三解并不是仅仅一家之言。同时，他还列举了其他汉字，也有类似的现象。如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就是说写诗，可以秉承君主行政的善恶，可以述说自己的志向，也可以把持自己的行为。所以为一名三训。训在这里，有训诂的意思。而王字，则有五训，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其中的解释我也不能全明白，只列举在此。

中国文字，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是丰富而复杂的，这种一字多义的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但德国黑格尔老夫子对于中国语言似乎评价不高。钱钟书也在这里揶揄了黑老夫子一下。他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这个所谓Aufheben，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扬弃”。扬弃这个字，有否定、丢弃之义，也有保留、发扬之义，二义则背，却存于同一词中。

至于易字，为什么会有一字三义，这也是与中国古代朴素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事物存在有变有不变，两者相反且又相成。《老子》中有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的说法。治者，即治理、管理也。治理和管理都需要有为。但为得多了，为得过分了，则治有可能变成乱。所以无为在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治。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相互的辩证法思想，但至少中国的古人们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从而引发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这种思考集中在字义上，也就不可能避免地显现出反映客观世界现实状态的多义之字。

钱钟书还以衣服的“衣”字为例，本来穿衣服是遮身蔽体的，但演化到后来，成为人们炫耀彰显的用具。“隐身偏有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好玩？又是一个相反相成。

我自己想起我们常用的一个好字。好与坏相对，好表示某种美好，某种完美，也表示某种让人愉悦的事物或者状态。这是作为形容词的意思，作为副词，好则有很的意思。“好痛快”，就是很痛快，好舒服就是很舒服。可是如果说起好容易，并不是指很容易，而在很多情况下表达的是很不容易。我好容易才挤上那趟车，说的就是好不容易才挤上那趟车。而我国北方有些地方的方言，就会说成好不容易。在这里，好容易与好不容易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或许，在人们长期的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容易的事，很困难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故意出一种反话来表达这样一种不平静的心情。《诗经》中所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好当然是有优秀和完美的意思。可是多好才算是真好，似乎也没有定论。所以更容易理解的是，这里的好，就是最适合，最相配的意思。古代君王有那么多配偶，都能算是好的吗？按一般常人来看，能当上娘娘的，能不好吗？可是事情其实绝不那样简单。在君王的诸多嫔妃中，只有其中那个最适合的配偶才能说成是好的。其余娘娘、嫔妃都未必能算得上是好逑吧？如果皇上连一个合适的、相配的配偶都没有，那么这个君王的家庭生活实在也是不值得让人羡慕的。

或许有人会说，汉语这种一字多义会让人有觉得汉语不够严谨的缺陷。其实，任何语言都有自身的缺陷，而汉语的这种一字多义未必就是一种缺陷。用一句辩证法的话来说，客观事物本身就是变化的，而对客观事物在认知上的一种反映，语言自然也要反映出这样的变化来。我们所说的逻辑的严谨性，只是在我们语言的一定水平上是需要的，而到了更高级的认知阶段，那个形式逻辑就未必能真正反映出我们思维的实际状态了。德语中的“扬弃”只是西方语言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其余的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词语，我由于孤陋寡闻，就未必还说得出来。在汉语中这样的一字多义，特别是有的还是相背之义，没有看到上下文关系，也是不好理解的。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人在变，天更是在变。易经无论是指天还是指人，都不可能离开这样的变化。易经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在讲述一种变化之道呢？从八卦到八八六十四卦，哪一处不是体现出这种变化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