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祖父，在我出生前三年，他就去世了，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从小时候到长大，从父亲那里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祖父的故事。真是故事，就是以往的事而已。父亲说，祖父好酒，特别崇尚李白、陶渊明一流。他们既喜酒，也能写出好文章。祖父算是个文人，也好个舞文弄墨，所以崇拜李、陶二位也是情理之中。只是祖父酒量据说不太行，属于离酒不行、沾酒就醉的那种。

父亲说，父亲的祖母在我的祖父年少不谙事的时候，遇到一件不算小的事。祖父的姐夫，即父亲的姑父是属于革命党一流，参加过反袁斗争。问题还不止如此，他还把他的小舅子也拉了进来。结果二人同时被抓。就为这事，父亲的祖母大骂她的这个女婿。后来虽然二人没事都放了出来，但老太太依然是耿耿于怀，不依不饶。

前些年，父亲找出一张剪报，是一位老人回忆当年有位姓朱的老板在安徽办《大同报》的往事。而担任这个报纸主编的就是祖父。但这张报纸得罪了当年安徽省主席刘振华，刘主席把姓朱的老板给抓了起来，还给枪毙了。不知是刘主席放了祖父一马，还是想抓没抓着，结果让祖父逃过一劫。后来，父亲把这张报纸的影印件给了我，我当时很留心地收了起来，但搬过几次家后，就再也想不起来放在什么地方了。

抗战前期，安徽遭日本飞机轰炸，人心惶惶，祖父和祖母就带着父亲与姑母一同逃难，当时叫“跑反”。从安徽到湖北，再到湖南。一路坎坷。祖母还是缠足，在必须徒步行走的时候，其辛苦可想而知。但在整个抗战期间，祖父到底做过什么营生来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父亲从来没说过，一直有点语焉不详，所以我也不知其故。

祖父的英年早逝与他好酒有直接的关系。抗战胜利后，祖母一人回到安徽，而祖父在桂林工作，孤身一人。姑母在湖南读书，父亲在重庆，估计也快毕业了，或者已经毕业工作了。一家人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方。祖父去世时，桂林方面通知父亲。父亲一个人从重庆赶到桂林。那时交通不便，主要是坐汽车，但那时的汽车与路况都有不小的问题，所以起颠簸数日才赶到桂林。处理完祖父的丧事，父亲又赶回老家去安抚祖母。当时祖母是怎样的情形，父亲也没有说过，但肯定是非常悲伤。

祖父的文笔大约不错，不然也不会靠文笔来谋生。只是家里从来没有留下祖父的任何一点遗物，可能是祖父的物品都放在了桂林。后来我的弟弟在去桂林的时候，还想专门寻访一下祖父的墓地，但根本就没有任何痕迹。这些年的迁坟、拆迁，早就什么都没有了。到现在为止，只仿佛记得小时候见过祖父的一张照片，但后来也是不知去向，所以祖父到底长得什么样，我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父亲说过这样一件事：他与姑母读小学时，有一次期末考试，姑母考了年级第一，父亲考的是他们年级的第三名。祖父当天非常高兴。中午吃饭时，祖父说，我有一个状元女儿，考了第一名，应该吃一个圆子。我们家称肉丸子为圆子。于是祖父给姑母的碗里夹了一个肉丸子。父亲看到，心里不服气，开口便说，那我考了第三名，应该吃三个圆子。至于父亲吃没吃到那三个圆子，他就没有说。

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祖父的名字。我只知道他有一个字，或者是他的号，叫啸雨。但父亲跟我的女儿提到过祖父的名字，这实在有点奇怪。我女儿问过父亲很多关于家族方面的问题，父亲几乎都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只是后来我再问起女儿，是不是记得我的祖父的名字，女儿说她也记不起来了。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据父亲说，我出生时，祖母激动得一夜未眠。因为我出生的那天，也是祖母的生日，都是阴历十月初七。祖母经常提起这件事，而且我因为也是长孙，所以祖母也特别疼爱我。我从小就跟祖母在一起生活。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由于很快生了弟弟，所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我。我跟祖母的感情特别深。

小时候，祖母教我认字块，那些字块可能是父亲用毛笔写出来的，祖母就一个一个地教我认字。在老家的时候，每天午饭前，祖母都从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买一条黄蟮，做成汤，中午给我泡饭吃。那个滋味我记得还是很鲜美的。祖母带我出门，我总是拉着祖母的手。祖母的手皮肤已经松弛，我经常揪起来玩，觉得跟我的手上的皮肤不一样。哪里知道祖母那时还不到六十岁。

祖母因为心脏和肺部都不太好，北京的冬天让她很受煎熬。于是每年快入冬时，祖母都要去广州姑母那里过冬。这一去就是好几个月。我十分想念祖母，盼望祖母早点回来。后来有一年，祖母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去广州过冬，结果第二年春天之后，祖母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到了当年夏天，祖母就去世了。

祖母去世那天，我们全家都在家。我心里非常难受，可是奇怪的是，我一声都没哭出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父亲似乎为此而指责过我。在祖母走后的最初几年，我想念祖母想得非常厉害，梦中也经常出现祖母的身影。

祖母与我在老家照相馆里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