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有两样游戏看到过，可是从来没有玩过。一个是拍洋画，一个是弹球。这两样都是当时男孩比较喜欢玩的，也是经常玩的。所谓洋画，就是当时那种印刷得相当粗糙的连张画，有点像连版的邮票。上面印的都是三国或者其他故事中的人物，如关公、张飞、赵云之类，是彩色的。每一张画可以从连张的大画中剪下来，一寸来方，装在兜里很方便。至于当然，这样的游戏多少都有那么一点赌博的性质。拍洋画，也叫扇洋画，用手在地上拍，把对方的洋画给扇得翻了过来，就算赢了。赢了的那人就把输了那人的洋画给赢走了。弹球也差不多，一方用自己的玻璃球把对方的玻璃球击中，或者说给砸中，而且给砸出原来的位置，那也就算赢了。

在我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也很想跟别的孩子玩这样的游戏，但是家长不让，说在地上玩这样的游戏，实在是太脏了。我心想，别人家的孩子玩这样的游戏，怎么他们的家长不拦着，没说玩这样的游戏很脏呢？而我的家长为什么就这么拼命拦着就是不让玩呢？想归想，可是不让玩还是不让玩。所以看到别人玩的时候，心里特别痒痒。可是终究自己拿不出洋画和玻璃球来参与，只能悻悻地遛达到一边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可能为了跟别的小朋友能融合在一起，所以就很想玩他们正在玩的游戏。这算不算不种从众心理呢？或者算不算不种想赶时髦的心理呢？我说不上来，但肯定会有这样的心理。再有，冬天，我们家给我们孩子穿的冬衣是家里做的棉大衣，既不时尚，也不好看。而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穿着带有帽子的棉猴时，就羡慕得不得了，特别想让家长给自己也买这样的棉猴。可是家长理都不理。我们也只能无奈。别人家的孩子穿的是球鞋，而我们家的孩子只能穿家做的布鞋。虽然今天说，穿布鞋比穿球鞋舒服多了，可是当时的我们，就是觉得球鞋比布鞋时髦、好看，而穿着布鞋总觉得土得直掉渣，而且还经常被其他的孩子嘲笑。

或许这种从众心理还有一定的追求时尚的因素吧。小时候，家里给穿的绒衣是开身的，要系扣子。而当时其他的成年人或者其他的我们的同龄人穿的是套头的，像运动服一样，看起来很帅的样子。等差不多十五六岁的时候，家里还要给买开身的绒衣，我坚决不要，坚决要套头的。买来后，再找外面的裁缝店面在领子处开个口了，安上拉锁，即拉链，穿上后把这种领子一翻，看着特别青春时尚。

文革中大家都找军装来穿，能找到真的旧军衣是非常幸运，也是很时尚的。但不是大家都能找到真的军衣，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买一些绿色的布，让家人或者裁缝店给做。可是这种仿制的军衣看着就不那么地道，主要是颜色不对，虽然很接近，但毕竟不是一样。而且当时人们爱穿的旧军衣并不是当时已经取消军衔后的国防绿，那种军装的样子比较肥大，不太好看。人们还喜欢穿取消军衔前的那种人字呢，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卡叽布做的军装。这就是当时的时尚。

只是后来，这种卡叽布的旧军衣已经越来越少了。国防绿开始多了起来。所以到了七十年代之后。国防绿开始大行其道。但怎么也比不了在红卫兵狂飙时代所流行的那种旧式的卡叽布军装。

大约是1974年，江青设计出一种裙子，是比较长的裙装那种，媒体做了宣传，但很少有女性爱穿。我在外地看到过，当地的一些女孩子穿过，但旁边路过看到她们的眼光，都像侧目而视，不太待见。在北京，几乎在大街上没见过穿的。大约都觉得这种样式并不好看，当然也包括当时人们对江青已经相当厌恶了这样的情绪。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新的时装开始登上街头。这时候，不过出现什么样式的服装，人们还是比较喜欢从众。比如，有一年，姑娘穿起了一种黄裙子，结果，满大街都是黄裙子。后来有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反正在北京没看到过红裙子的流行，但黄裙子的印象至今都历历在目。

当时，冬天人们戴的帽子也时兴一种羊剪绒的，看上去确实很漂亮。有些人戴着在街上行走，会有一些不良少年经过时，把人家头上戴着的羊剪绒帽子给抢走。这被称为“飞帽子”，就是把别人的帽子给飞走了。被飞走帽子的人心里肯定特别恼火。那时这样一顶羊剪绒帽子要近二十元钱，是一般二级工半个月的工资。这能不让人恼火吗？

大约九十年代之后，人们才开始逐渐有了不想跟人家“撞衫”的意识。穿衣要讲究个性，不能跟人家穿一样的。这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但不知为什么，时尚界每年都要发布一些所谓流行色，流行式样，这是在引导撞衫吗？估计这都是商家的主意。如果大家都在穿戴上讲究个性，那么服装商家怎么生产服装啊？生产就要讲究批量，这样才能成本低。所以对于所谓时尚界在每年年初或者上一年的年底都要搞什么流行发布，我既不理解，也觉得可笑，还觉得他们挺阴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