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天津。而从1966年之后，我每年都去天津，而且往往不止一次，有时两次三次都有过。原因是我的父母从那时起，就住在天津。

1966年寒假第一次去天津。下了火车之后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寒冷。因为感觉天津的马路像铁一样的灰色，加上北风呼啸，所以觉得特别寒冷。住家附近，有个西沽公园，里面也很清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只有用这个词似乎比较符合我的感觉），所以同样也是感觉非常寒冷。

天津过年时很有些地方的民众色彩，比如家爱窗户上都挂着红色的剪纸，但不是贴在窗户玻璃上，而是挂在窗棱上，俗称“吊钱”。我们当时给起了个不雅的名字，叫“屁帘”。而且女性，无论老少，过年时头上都戴着红色的类似于卡子似的装饰物。家里有人结婚时，女性的头上也会戴上这种饰物。文革后的一个春节，我猛然看到，天津街上有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把老年间的棉袍从箱子底下翻了出来，穿在身上，只是那棉袍比较长，那孩子穿上几乎快拖到地上。我不知道这个小伙子为什么要穿上这样的衣服，是表现一种个性，以示与众不同？还是觉得好奇、新鲜，想体会一种旧时的感觉？

曾经读过一本小说，其中写到一个年轻人，到外地工作，但似乎不太安心，他家是天津的，所以总和天津的老乡说起天津的繁华和热闹。等我到过天津之后，说实话，心里并不喜欢那样的繁华，总觉得特别闹得慌。天津的企业很多，但从外面看上去，总觉得不太整齐，甚至可以说有点破破烂烂。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天津的过错。国家整体在那些年月都很穷。国家有点钱都投在北京搞建设了，天津的状态不能由天津来负责。可是看到这样的市容，心里总是有点戚戚然。

到了九十年代，看到天津的市容，总觉得那里还是停留在七十年代或者更早一些。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也确实有一种无奈。不过，天津市给我印象最好的是天津公交车司售人员的服务态度。那绝对比北京的公交车要好得多。他们都很敬业，工作都很负责任。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对于乘客未必有多热情，但绝对不会像北京的售票员那样，能跟乘客吵起来没完，一骂街就能一个钟头不重样。天津的道路不那么宽，路上车也多，骑车人也不那么守规矩，所以在天津开公交车确实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耐心活儿。那时天津的公交车也都十分旧，如果不说是破的话，所以开起这样的祖宗那辈的汽车，真的非常不易。

到年下的时候，天津大街小巷卖元宵的摊点特别多。几乎是随时都可以买到。不像北京，只有到了快到元宵节的时候，都有店铺在临等的门面里摇元宵。天津人管元宵叫汤圆。南方的汤圆是手包的，北方的元宵包括天津的汤圆是摇出来的。做元宵的糯米粉比较粗糙一点，而南方的汤圆就要细腻一些。

文革前，天津的百货大楼比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要高，层数要多。天津还有著名的劝业场。为什么叫劝业场，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北京前门外廊坊头条也有个劝业场，我知道有这个地方时，那个北京的劝业场早就歇业多年了。后来是不是又重新开发，我就不知道了。天津的劝业场跟中原公司离得很近，所以一到年下，人们去那儿购物，也是人山人海，整个街筒子人都是满的，别说汽车，连自行车都寸步难行。

有一年去天津，厂里的同事有人托我去天津买点杨村糕干。同事说在天津买过，他们家孩子特别爱吃。受人之托，自然不能不当回事。可是在天津转了一遛八开，问了好多店铺，人家都说不知道。没有买到，觉得回来不好交待。可是真是不知道，连家里人也没听说过这个吃食，也实在没有办法。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杨村糕干到底是个什么样，是个什么味。这一撂就是四十多年，至今对我来说，这杨村糕干还是个稀里糊涂的东西。

近年来，天津有了很大的变化，老旧的房子拆了不少。马路也宽了，楼房也齐整了，地铁也有了。特别是高铁的城际特快，让北京到天津的路途似乎缩短了很多。母亲现在的住处离天津西站很近。天津西站建成后，看上去很漂亮，那就成了我晚上饭后散步的一个目标。现在天津西站还没有完全启用，只用了一部分，所以里面旅客不多，空地不少。从西站的南广场到北广场有个很大的地下通道，我就经常在那里散步。而且这个通道还能通到西站的地铁站。原来从天津东站（就是天津站）下火车，要回家就坐公交车，要费时一个多小时。后来懒得坐公交，就打车。现在有了地铁，感觉所用时间比打车还要节省，当然费用也要节省不少。只是从北京到天津西站的旅客列车还不是太多。如果有更多的列车经停西站的话，那费用比坐高铁城际要节省不少，而在时间上，算起来也其实差不太多，因为省了坐地铁的时间，遛遛达达就到家了，所以还是很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