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七十年代，表姑带着她的孩子到我家来看我的父母。两个孩子年纪不过六七岁，大人们问他们。将来想到哪儿去，孩子们说将来要去新港。新港是指当时在建的天津新港，我心里想，这新港怎么会对这么小的孩子有什么吸引力？后来一问才明白，这俩孩子指的不是新港，是香港。

这么点的孩子，是怎么知道香港的？当然是大人们说的。那时，在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或者恢复了原来中断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人中也有少数人能够出国，能够看到外部世界。香港自然也是那些能出去的中国人经常去的地方。他们带回来的一些外部世界的情况，就会对自己的亲友介绍，让人们的头脑中看到了一个与当时内地完全不同的情况。当然，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香港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繁华，在一些人的眼里，那不是天堂也差不了多少。

记得在文革中，我们学校出现的第一起学生斗学生的事件，就有学生揭发说，某个同学说过，站在广州看香港，一片灯火辉煌。当然这就是指说这个话的学生向往资本主义的香港，或者美化资本主义的香港。这就表明这个学生头脑是不健康的，是有问题的。其实，那个被批斗的学生到底说没说过这话，也无人能考证清楚，或者根本就是那个揭发者的编造。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香港离广州差着很远呢，站在广州，顶多能看到黄埔，或者连黄埔也不一定看得见，哪里看得到香港是灯火辉煌还是灯火阑珊。

在英国的时候，发现大陆同学跟台湾同学很好交流，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来自香港的同学，大陆同学发现沟通起来就比较困难。来自香港某些学生，总觉得他们跟大陆和台湾的学生不一样。他们自称是citizen，而不是overseasstudent，这让大陆学生不太看得惯。有一年，我所在的利兹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春节联欢会，邀请了台湾同学、香港同学，也有一些英国本地的同学。大陆学生跟台湾学生可以谈笑甚欢，而香港的一些同学只是站在英国学生的背后，一言不发，让我们看了，既觉得奇怪，又觉得不是滋味。英国学生笑，他们跟着笑，英国学生不笑，他们也绷着脸。什么意思？这后面的话就不好说了，说出来也好听不了。

2005年，去台湾时路过香港，发现那里的旅馆房间实在太小了。一个所谓标准间，两张床很窄，两床之间的缝隙也很小，搞不好，走路都会碰到腿。或许我们住的地方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店，人家高档的酒店估计不会这样。香港的街道也很窄，只要从市区到新机场的道路还稍微宽一点。香港的书店很多，在大陆买不到的《金瓶梅》我就是在香港买到的。香港的东西便宜吗？我不知道，因为我当时也没钱买什么像样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我说不清是好是坏。我在台北买了一个棒球帽，上面有台北的LOGO。回家时也要路过香港，还是住在同一家旅馆，等出来后，发现我的那顶棒球帽忘在旅馆的房间里了，于是我托一位比我们要晚走一点的老师，请他跟旅馆的管理员说一下，把我忘在房间里的帽子给取出来。等那位老师回北京后，告诉我，人家旅馆不让他拿，说没有证明那顶帽子到底是谁的。往好了说，旅馆管理人员很负责。往坏里说，是成心找茬。我们一行人二十多人，都住在哪个房间他们都清楚。一顶帽子也不是什么贵重物品，算人民币也就二十多元。这算多大的事？可是旅馆的人就是不肯通融。反正帽子找不回来也就算了。可是香港人的这种做法我还是不高兴的。你担心别人会冒领客人的物品是没错。但你如果经过认真地了解一下，解决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吗？我觉得有些香港人在骨子里是看不上大陆人的。不管这种看不起有没有道理。

来回两次经过香港，我觉得香港也不过如此。至少将来如果有机会旅游，我是不会去香港的。倒也不是别的，没有什么意思。那儿有什么可看的？说风景，任何大陆的一个地方都不比香港差，说人，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感觉比台湾人对大陆人的感觉差多了。他们似乎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是英国人给他们的吗？或许吧。

前不久，香港律师协会硬是逼着一个说了几句中国共产党好话的会长给辞了职。这帮律师的反共性一目了然。看来，香港中的某些人真还是继承了英国或者西方的一些劣根性。一说到反共，什么民主，什么言论自由都不存在了。他们的神经脆弱得不如一根稻草，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