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几次八达岭长城。最早的一次是1974年。那是一个五一节。小弟从外地来北京找我，说想去长城看看。我说我也没去过，就一起去吧。那时候到八达岭必须要乘火车。那时也没有网络，没法查，只能根据自己的印象到西直门火车站买票。没想到，从西直门没有直达八达岭的火车，还需要到南口换车。没办法，只能这么着了。

小弟跟我住在厂里的宿舍。厂子在菜户营，所以到西直门车站也要起早赶车。从西直门到南口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南口，等了约三四十分钟，开往八达岭方向的火车终于来了。从南口到八达岭约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到了火车上，人很多，几乎没有座位。在车上还遇到原来中专的同学，是同年级而不是同班的。他们可能是同学聚会，一起去八达岭的。到八达岭的时间估计是要到中午了，所以我跟小弟决定在车上解决吃饭的问题。当时餐车是开放的。我们就去餐车吃了一顿。这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在餐车上吃饭，似乎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坐火车都是吃盒饭，或者方便面，或者跟方便面类似的方便米线之类。

五一节，各游览地点人都是很多的。因为当时北京各企业的休息时间都不一样，我们厂是星期四休息，其他企业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休息的都有，而真正在星期天休息的反而不多。轮休的出发点就是避开用电高峰。企业轮休就不至于让用电量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平时同学聚会也只能利用五一、十一这样的节假日。这也就是在七十年代，为什么一到五一、十一，各游览地点都是人很多的原因。

那时，八达岭还没有火车站，火车只到青龙桥。京张铁路著名的由詹天佑设计的之字形路段就在青龙桥之前。火车先是正常行驶。然后车头掉过来，再往上爬个坡。然后车头方向再掉过来，这才到了青龙桥车站。下车后还要走大约20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达到八达岭景区。

只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游人还真不算多。长城上，游人们还是稀稀拉拉的，分散在长城上的各个段落。根本不像今天，天天都是拥挤不堪。

这就是当时在游人最多的时的五一节，在八达岭长城上的情况。这要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算什么人多呀，简直就跟很冷落的样子似的。

四十年前五一节那天的八达岭长城

回来的时候，买到从青龙桥直到永定门车站的车票，因为永定门车站离厂子所在的菜户营比西直门车站要近不少。但没想到，在南口停过之后，一路向东开去，而没有向南走。好像火车走过昌平站，望京站，星火站，还停过东郊站，绕了这么一大圈，最后才到达终点站永定门车站。我都不知道，这么走是不是在时间上吃亏了。可是已经做出这样的决策，说什么也没有用了。等回到厂里，天基本就都黑了。

后来再去八达岭是一个亲戚的缘故，他是开出租车的。他遇到一个日本客人，包了他的车，想去八达岭和颐和园。这位日本人是日本一个商社驻欧洲的职员，能说英语。而我的这位亲戚，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日语，所以他需要我帮忙当个导游。我也没法推托，就答应了。坐出租车去八达岭，如果打表，不知道得多少钱，七八百都有可能，上千元也不奇怪。不过因为是包车，一共就三四百元钱吧。亲戚问日本客人要不要票，日本客人说，这是他自己私人旅游，不能找公司报销，所以就不要车票了。不要票，就更让这位亲戚占了大便宜，这几百元钱几乎就会全落到亲戚手里，不需要交给出租车公司。

那天，早上去八达岭，下午去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这种旅游方式到底有什么意义，纯粹是走马观花。可是时间紧的外国人，来北京都是这么旅游的。在颐和园，就碰到不少外国旅游团，都下午两三点了，才进到园中，走过一条固定的路线，就出去了。无非也是照像留影之类。

1991年，我在台湾的一个堂兄来北京旅游探亲，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蓟门饭店。我陪着他去过八达岭。当时已经可以从清华园上车，直达八达岭了，不需要中途换车，也不需要从青龙桥下车。堂兄和他的一个朋友在清华园上了火车，还是那种老式的绿皮硬座车，他们说，感觉像回到台湾早年间的样子。堂兄带着一架小型摄像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在长城上，他还专门给我拍了一段，让我对他在台湾的家人说两句话。我都忘了说的是什么了，大约只是介绍了一下自己。堂兄原来做军医，后来自己开诊所。问他开什么诊所，他说拿小孩。原来就是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堂兄的名字中有一个“左”字。他在部队时，他的长官问他为什么叫“左”，而不叫“右”，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字。估计那时，这个“左”字在台湾还是有点敏感的。堂兄来北京后，我的父亲也专门赶到北京。闲聊时说起这个事，父亲告诉堂兄，当年清廷晚期有三个著名的湘籍大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估计堂兄的父亲比较崇拜这三个湖南人，所以堂兄的哥哥名字中有个“曾”字，到了堂兄这里，就给他取名“左”字。堂兄很感慨，说这次回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