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一起搭档拔管的还有一位老师傅，姓邹。只是我们刚进车间时，车间里的连长（即后来的车间主任）和指导员（即后来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就告诉我们说，他是资本家，而且很滑头。年轻的我们由于完全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接触过多少人，所以自然而然就认为邹师傅肯定如同领导所说的那个样子。

邹师傅个子不高，胖胖的，属于肥头大耳的那种。所以看到这种形象，又听说他是资本家，那在我们这些小青年的眼里，这肯定就是那种老奸巨滑的资本家无疑。后来证明这种以外形划界的观点实在是错得太离谱了。邹师傅虽然说是资本家，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并不是被专政的对象。在厂里，所谓被专政的对象，是要被监督劳动的，而且都是干最脏最累的活的。邹师傅不属于那一类，但是当年他也五十来岁了，干拔管这活也算是重体力劳动了。

要说邹师傅有点滑头，也并不为过。他知道在我们眼里，对他是另眼看待的。他自然也不会认为我们会以正常的眼光来看他。他内心一定觉得，既然我是资本家，你们都是革命青年，那么好吧，干活的过程都听你们的。所以在干活的时候，稍微遇到点什么不太大的问题，据他的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可是他一定要操着他的胶东口音来问我，这事怎么弄？这活儿怎么干？我一个毫无经验的青年，我怎么知道这活儿该怎么干？有时候，我就瞎琢磨着说，要不咱们就这么干吗，要不咱们就那么干吧。邹师傅都说行，反正就是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后来我一琢磨，邹师傅还真是滑头，如果按我说的那么干，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他可是什么责任都不承担，因为这活儿怎么干不是他说了算的，是我说了算的。不过，当时的我可是傻得冒泡，压根就想不到这一层。

在那个年月，其实我们称呼邹师傅，都是直呼其名的，从老到少，从车间内到车间外，似乎大家觉得，对这么个资本家，没有必要使用什么师傅之类的尊称。现在想来，我们当年那种做法实在太不应该了。车间里的大组长，如果有事求着他，也只称他为老邹，也不称呼他为师傅。我们都是到了后来，不再是那么愣愣坷坷的傻小子了，才称呼他为师傅了。

说他耍滑头吧，但是他手里的那些活也只能是他自己来干。或者我们搭档，也就是我们一块儿干，他也不可能把活儿都推给我一个人干。而且上夜班的时候，我们这帮年轻人，一般都特别难熬，特别是一到下半夜，就别提多难受了。但是邹师傅整个夜班都是很精神，从来没有打过盹。这一点让我们这帮年轻人自愧不如。

据说邹师傅有个女儿，据说还挺漂亮，但是我们都没见过。据说他的女婿也很好，对他很孝顺。虽然他在厂里不是很舒心，但如果家里儿女都这么孝顺，也算是对他那种不舒心的一种弥补了。

邹师傅说，他下夜班后，一定得睡觉，不管家里有什么事，第一等的事就是睡觉。有一次，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来看他，正赶上他刚下夜班。老朋友来说，怎么也得招待招待吧。邹师傅上街买了豆浆油条，在家里沏好一壶茶，请朋友吃喝。然后他说，实在对不住。我得眯一觉。老朋友正愕然，邹师傅已经不管不顾，拉开被子就躺下去了。老朋友也实在无奈，只好在旁边干坐着。直到中午，邹师傅睡醒一觉了，再起来陪老朋友聊天吃饭。

邹师傅虽说是资本家，不过是在公私合营之前，自己有一个很小的工厂，无非是生产云母片、胶木盒之类的绝缘材料，也没雇多少工人。那时候北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工厂。像这样的小作坊式的工厂倒是有不少。1958年，北京市搞公私合营，这样很多的小厂都合营成了中型厂子。我们进厂时，厂里也就不过三四百个职工。在我们厂，像邹师傅这样的资本家得有十了多个。他们这样的资本家，要跟天津三条石的资本家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可是那个年月就是这么划分的。主要是公私合营之后，他们每月还要拿一些定息。这些定息直到文革，就不让拿了，当然他们自己也不敢要了。文革那时候，谁还看不出事来？文革后，这一块就一直没个说法。文革中被停了的定息，到底还应不应该再让当年参加公私合营的厂主们继续拿，好像这事就白不提黑不提了。反正那时都算国营工厂，似乎就跟没有公私合营这档子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