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三次职业选择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近日学校隆重举办了一年一度的2024届学生毕业典礼，田径场与弘毅堂周边反映“毕业主题”的宣传布景绚丽多彩。我在田径场走路锻炼身体之余，突发奇想在一些喜庆的毕业宣传布景前拍照留念，并微信发给相关校友和朋友，并解释道：“返老还童，我在学校学习工作生活近60年（1965年入校读书，1970年毕业留校，2011年退休），蹭一下今年毕业学生的热度。”我们当年不要说毕业典礼，就连毕业证书还是在10年后的1980年补发，因为，此时学校已经从北京迁到武汉办学多年。

我的这个微信获得了大家的积极反响，一位旅居海外我的高中学弟，国际著名数学家（他曾经送我一本他的大作“椭圆曲线”）在给我的微信说：“真不容易：从上大学到退休，一直在一个学校。我先后至少在五个国家、十个不同的学校学习、工作过。”我知道这位学弟之所以不能像我这样长期在一所大学学习和任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欧美大学为了克服教师队伍的“近亲繁殖”现象，不能像我这样大学毕业直接留校任教。其实，在我国，大学教师中本硕博毕业直接获聘本校教职情况比较普遍。我和殷鸿福院士聊过这个话题，他认为，这确实是我国大学一些优势学科教师队伍存在的比较普遍的“近亲繁殖”现象。殷院士认为，近亲繁殖最大弊病是约束人们的科学思维，尤其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学思维，制约了某些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当然，目前在我国一些重点大学，这种教师队伍近亲繁殖现象通过引进海外学者逐步得到改善。“近亲繁殖”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不在此文讨论范畴。

我们1970届大学生由于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影响，导致我们严重缺乏完整的大学知识学习，给我们留校工作带来许多现在大学青年教师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在我们留校同学中通过选择体现了职业的多元化。在我近60年的大学学习工作中经历了多次性质不同的选择，其中三次重要的积极有意义的职业选择。这些选择过程与结果展现了我的智慧与理性，为我成长为一位合格的大学教师奠定了坚实思想与行动基础，容我慢慢道来。  

第一次选择是大学毕业的1970年6月份。当年还处在文革中期，我们毕业分配是在江西省弋阳县城进行。因为，此前我们于1969年8月离开学校开始在江西省地质局地球物理勘探大队705分队野外实习。1970年6月国家决定1969届（在学校多呆了一年）和1970届大学生毕业分配。基于1966-1968届三届没有留校学生补充师资队伍，因此，国家决定在1969届和1970届的毕业学生中选择部分学生留校补充师资与职工队伍。为此，学校决定我们地球物理勘探系（简称物探系）两届学生16人留校工作，其中1970届五个班8人（金属一班2人，二班3人，三班1人，四班1人，构造班1人）。我所在的二班3人分别是金同学，王同学和我。金同学是全年级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王同学是一位团员，我是一位群众，但在毕业分配离开前夕，李太允老师做班团支部工作使我入了团（刘庆生，感恩学术路上多为前辈师长，2018年，8月10日科学网）。为此，负责分配的李太允老师需要找三位同学确认是否同意留校工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年正处在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发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留校工作，尤其是当老师不是什么好差事。为此，班上那位来自浙江绍兴鱼米之乡的王同学明确表示坚决不留校，最后经过协商王同学与一位已经确定分配到宁夏地质局物探队的1969届的宁同学对换，满足了王同学去西部物探队工作的愿望。当李太允老师征求我是否愿意留校工作的意见时我似乎没有犹豫，回答可以。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比较单纯，想法简单，没有将这个选择当成人生的重大选择。因为，我们留校工作地点在湖北丹江口“校办五七地质队”，队部就在丹江口原来湖北水文地质队队部，环境和条件与野外地质队相当。况且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的年轻人，吃苦对我实在算不了什么。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会重回北京，后转战武汉，在“惟楚有才”的江城大武汉定居工作生活。

第二次选择发生在1979年初。那时我们已经从北京迁到武汉办学多年。从北京迁汉的老师中有一些孩子随迁武汉，加上武汉地质学校（中专）已经合并到学校，也有一些职工子弟一起被安排到湖北钟祥县的双河公社藕湖大队的茶场知青点插队劳动生活。为此，学校需要派出老师去这个知青点带队。当年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要物探系派一位老师去接替在那儿工作了一年的老师。当时的系党总支贾书记找到我，她以我写过入党申请书要求进步为由，似乎要我利用这个知青点带队经历考验我，我无奈接受这个“差事”。当然，8个月后结束知青点带队任务，贾书记也没有提我入党的事情，却问我是否愿意到系办公室做一名办事员。我果断谢绝了贾书记的好意，没有做出去系办公室当办事员的选择。然而我以知青点带队耽误我的学业为由向时任系主任谭承泽先生提出脱产学习一年的请求获得批准。为此，我跟随76级物探专业学生完整学习数学、物理、场论与物探专业主干课程。“因祸得福”，一年脱产学习极大地提升了我的专业与基础课程知识，为后续我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刘庆生，怀念我的前辈师长谭承泽先生，2020年5月18日科学网》。

第三次选择是1990年副高职称晋升选择。1990年我申请副教授职称，此前讲师职称任职已经7年。学校分配物探系副教授名额4个，按照规定系里可以按1:2的人数上报学校职称委员会。后来学校一位职称评委告诉我，物探系将我排在第8位，自然名落孙山，学校完全按照系里排序结果做出决定。这时候系总支王书记似乎感觉到我对系里职称评审的不满，建议我可以考虑申请实验室系列副高职称，我也是断然谢绝，没有做出这个选择。因为，我没有从事实验室系列工作的意愿。看来当一名大学专业教师是上天赐予我一份圣神职业，哪怕在职称道路上蹒跚前行也无所畏惧。

显然，面对我人生的三次重要的职业选择我都钟情于大学专业教师职业。实践是检验每个人历史选择正确与否的标准。我的选择经历表明，初心固然诚可贵，理性选择价更高。要做出科学理性的选择必须基于对自己清晰的认识。我们常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同样，我不具备行政管理服务的基本素养也别去走官场之道，所以成就了我的第一次选择，因为，系办公室办事员属于官员之路最基层的岗位。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我们常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话虽然豪气，但现实确很残酷。虽然说年轻人的最大优势就是时间，让他们拥有更多重复选择的机会，但是我依然希望年轻的后辈们要认真理性地面对选择，要以耐心与忍耐品质对待每一次选择的职业。反复“跳槽”不会总能获得好的结局，也一定会伴随“伤害”。所以，选择需谨慎，不可当儿戏。

2024年6月25日完成，7月8日提交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