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一刀切政策”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众所周知，科学合理与公正公平制定机构内部管理政策对于机构的健康高效运作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其中最具有特殊意义的当属机构人员的绩效考核与晋升政策，它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与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一刀切政策”虽然简化了管理，貌似体现了规矩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然而是否能真正促进机构的高效发展却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一刀切政策”中那些细化指标，主要还是反映成果数量，与成果质量关系不大。长期执行这类“一刀切政策”将容易导致机构成员急功近利思潮，只关注成果数量，从而产生一些“灌水论文”、甚至“购买论文”，“关系项目”和“关系奖励”等消极现象，阻碍单位健康可持续发展。评价结果关乎自己切身利益，“一刀切政策”产生这类重数量轻质量的成果实属必然。这种现象与我国学术界目前现实状况比较吻合，例如我们目前是一个论文大国，发表论文数量已经雄踞世界第一位，但是科学技术水平却差强人意。我们始终困惑于许多卡脖子技术受制于人，为此，我们不得花费巨额外汇去够买那些卡脖子技术产品，况且，一些真正高精尖的技术产品用钱也买不来。

然而，要破除“一刀切政策”就像“破五唯”一样艰难。我们学术界一般认为真正意义的科学评价策略属于同行评议，然而，“同行评议”的一个基本理念需要参与同行评价的专家学者具有基本的公正公平的道德操守。除了岗位需求也许对指标特征有所差异外，应当遵守“贡献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尽管在评价具体某个基础研究成果贡献时也许会存在认识上的差异，然而在同行，尤其对于小同行而言，分辨评价对象成果的贡献与水平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面对科学评价中的“一刀切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例如“一刀切政策”无法鼓励和发现某些“潜力股人才”，那些宁静致远地坐在书桌前十年磨一剑地做学问的学者几乎很难生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质量评价代替数量评价是必然趋势，为此，“代表性成果”的评价机制应运而生。目前部分学术机构在职称晋升，成果鉴定实施的“代表性成果”已在进行中。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申请除了提供5篇近五年代表作是以前的“常规动作”，现在只要求列出此前10篇论文（以前是列出所有论文），而且不需要提供论文是否通讯作者的说明，这些做法已经逐步与国际学术界通行做法接轨。2013年我在美国波士顿探亲期间，台湾大学一位长期与MIT教授合作的著名教授请我们吃饭，我向他请教美国MIT在教师职称晋升时对申请者成果的评价做法。他说人家做法比较简单，即主要有几位相关学科资深的具有公信力的教授决定，尽管也需要走一定程序。因此，我认为随着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切实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势在必行，它是对“一刀切政策”的重大修正，体现了现代学术管理的基本特征。我相信，只要长期坚持“成果质量”的评价机制，一定会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与耐心。

2022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