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痛并快乐”的工作生活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970年6月底我们接到上级毕业分配的通知，全班同学奉命从不同的野外实习点集中到江西省弋阳县城工农山。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负责分配的李太允老师找我征求是否同意留校工作的意见。我明确回答，对分配单位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尤其没有要求分配江西照顾家庭的愿望和要求。因为，一方面当时我还没有老家的对象，另一方面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还年轻，照顾他们的重担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为此，我算是服从分配留校工作，这也体现了我的“顺其自然”心态。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所以，留校工作普遍认为并不是什么好差事，我们班一位决定留校同学坚决不肯留校，与一位分配到宁夏的同学对换单位。毕业前夕还有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趣闻。决定我留校工作同时，李太允老师考虑我还不是团员，也许他认为我留校工作，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大学教师，教书育人不是团员似乎不妥。为此，李老师做班里团支部工作，希望能在毕业分配离开弋阳前夕解决我的团员身份。据说班里最后只剩三位非团员同学，我因出身好表现好荣幸获得批准。

7月14日我来到位于湖北省丹江口的“校办五七地质队”报到，因为，此时接到中央指令，学校开始迁出北京定点湖北。此前有人告诉我，按照国家规定这个时候报到可以领取一个月的工资。家境贫寒的我在家里只休息很短时间就赶在这个时间节点报到。当年“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共有教职员工231人。其中专业教师主要涉及地质、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探（物探）、探矿工程和水文工程。教师队伍中有一批年富力强，业务过硬的中青年教师，其中既有年过五旬的物探系原副主任谭承泽先生和探矿工程系的李世忠先生，更多的是年方30左右的青年教师。我们这些留校任教的1969届和1970届的“新工人”当时一般20多岁当属最年轻的“地质队员”。

校办五七地质队位于湖北省丹江口水电职工医院东边一墙之隔。原来是湖北水文地质队的队部，所在位置反映了当时我国野外地质队的基本情况。因为，按照国家地质部规定，地质队必须要位于县城（当年丹江口属于均县）的边界外侧，才能享受野外津贴补助，一般为每天5角钱，相当于工资的1/3，这在当年是地质队员一笔不菲收入。那个时候湖北省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42.5元（转正后为52.5元），我们是按照北京六类地区标准为46元（一年后转正为56元）。队部住房条件较差，全部都是平房，为了解决少数老师家庭和首届工农兵学员宿舍，在路的东侧山坡上临时盖了一些简易平房。

我们当年所有北京高校1969,1970两届留校人员的身份是“新工人”（工作证上的职位），用以表示与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的区别。我似乎没有感觉到“新工人”身份有什么不爽，但却给我们带来了实惠。由于“新工人”身份我们每个月比知识分子的教师多了3元补贴。那个时候全国副食品实行配给制，印象中食堂伙食每周才能吃到一次肉，少数老师家庭常到丹江水库码头隐秘的私人鱼市场买鱼改善生活。当然，那时候我们年轻，身体棒，生活条件虽然差点但并没有觉得多么苦。

在校办五七地质队的教师中最让我佩服的是地质系的彭志忠老师。彭老师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即随清华大学地学系师生一起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因测定出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破格晋升副教授，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彭老师和物理张国雄老师（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住在我们后面一排平房中最东边一间。在那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彭老师依然坚持他的科学研究。因此，我经常到彭老师那儿聊天，感受这位学术大腕的工作风格。当我看到彭老师书架上满满的专业外文书籍时，我很感慨。因为，当年大多数年长教师并没有将这个校办五七地质队当成长久工作之地。所以，一般随身只带了一点基本的教学参考资料应付而已。事实也是如此，这个“校办五七地质队”只存在两年，1972年我们重新迁回北京。当时看那状态，似乎彭老师准备要在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长期呆下去的打算。其实不然，与书相伴已经成为了彭老师的“生活习惯”，大有“人在书在”的气势。有一次，我问彭老师，这么多外文书籍应该会有不少属于作者赠送的吧，他认真地对我说，“不，那都是我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钱）买来的”。彭老师利用群众报矿发现杨家堡煤矿的煤中含有较高的多金属含量，其中尤其是重要的稀有金属钒含量较高，他利用寒假回北京机会对样品进行分析研究，这个研究成果1972年发表在“煤田地质情报”上。在上世纪80年代他还提出过“矿物的准晶结构”观点。有人告诉我，彭老师看到我国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黄汲清先生的一本专著，由于这本书已经脱销，彭老师居然从图书馆借来抄写一本留存，这是何等高贵的“求知若渴”精神。令人惋惜的是彭老师由于罹患重病没到古稀之年就英年早逝。在如此简陋条件下，彭老师依然乐此不疲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始终是我学术成长征程中的偶像。

我是在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开始我的大学教育生涯。1971年春学校遵照中央指示，在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首次招收“工农兵学员”150名，其中综合找矿勘探专业111名（2个班），金属物探专业39人（1个班）。这也是我们学校南迁后的第一次正式大学招生。那是一段特殊背景下的“大学本科教学”时期。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小学到1966届高中（比我晚一年），年龄最大的40出头。由于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老教师还处在“审查”中，只好让我们这些尚未完整学完专业课程的“新工人”参与部分教学工作。我是当年地球物理勘探系留校人员中两个参与本科课堂教学的主讲教师之一。记得当时由谭承泽先生主持我的试讲，老师们提了很多意见。当时使用的是我们自己临时编写的“油印教材”。这个时期我还在队部四合院的一间位于西北角的教室听过王家林老师（后调回老家上海，并于1990-2000年出任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主任）给物探专业学生主讲的磁法勘探课程。王老师上课时将磁法勘探中一些较长的公式烂熟于心中，不用看讲稿，直接展现在黑板上，让我很是吃惊。他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是我后期大学本科教学的榜样。

在群众报矿和参与指导工农兵学员的教学和生产实习期间，我去过凉水河，习家店，郭山，杨家堡几个点。郭山铁矿是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学生一个重要实习基地。经过地质系老师勘查，郭山铁矿属于磁铁石英岩类型。磁铁石英岩具有强磁性、良导电性和高密度，是磁法、电法和重力勘探的理想目标。实际上只实施了磁法和电法（激电）两种方法，因为，队上没有重力设备和老师。此外，在铁矿区附近有一个国营“石棉矿”，石棉矿与具有强磁性的超基性岩密切相关，也是磁法勘探的理想目标。至今清楚记得，我们住在距离铁矿区数里远的一个村子，去郭山铁矿工区要走一个很长的下坡路，中午一般就在石棉矿的职工食堂就餐。那时候从丹江口去郭山交通极不便利。我们一般去是坐轮船逆丹江江水而上首先到一个小码头，然后要等从郭山来的车（一般是卡车），有时候还要在小码头住一晚。我记得在凉水河地区，我们男士睡在一个村子敞开的戏台上，在那儿我跟电法陈晦鸣老师学习了“自然电位”法。在杨家堡煤矿点，我们住在老乡家废弃的猪圈，上面洒上一层石灰抑制臭气熏天的味道。晚饭后，有时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年轻人请留苏的李文祥老师讲故事，李老师细声细语和幽默的神态，让我享受到“坐在大树底下，听老人们讲那过去的故事”味道。有时候看着霍承禹老师略显沧桑的脸庞，一边慢条斯理地用手卷烟，一边用他稍带嘶哑声音和我们聊天，此情此景，恍如昨日重现眼前。

两年后的1972年，高元贵院长亲临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宣布，经湖北省委批准，撤销湖北除武汉原地质学校点外的其它办学点，全体教职员工在武汉和北京原校址相对集中，实际上大部分人员都乘此机会迁回了北京。为此，我们在北京地质学院原校址又坚持了三年。最后于1975年中乘火车专列正式南迁武汉，在风景秀丽的东湖之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西边近千亩土地上建设我们的学校。学校名称分别自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从此，我就在武汉这片英雄土地上工作生活，直至2011年退休。如今我们伴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兴旺发达过着幸福快乐的退休生活。

两年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的经历是我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启蒙阶段，真诚感谢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工作生活期间以不同方式帮助过我的诸多老师和朋友，他们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我会永远记住他们。

2021年5月17日提交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