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的“布道”职能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最近在清理工作室的资料时，发现了几份20多年前学生的硕士和博士论文。这些学生只是我的本科学生，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学位论文后面的致谢中提到我。我将这个信息与他们交流时，其中一位现在成为知名教授的学生说：“在我22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的致谢内容中，刘老师占了一半”。我笑称：看来20多年前我就在“布道”呀。他在致谢中写道：“在与刘老师的多次交流中，学到了不少有益于今后科研的方法，，，”。显然，在与这些学生交流过程中，只有与我的研究方向相近的学生，我才有可能和他们谈论点具体科学研究中的相关“科学技术问题”，一般的就只能谈点“大道理”了，让他（她）们喝点我煲的“学术鸡汤”。好在那时候学生求知欲较强，社会上较少浮躁和功利，他们一般都会认真倾听我的“教诲”，接收一点“学术滋养”。为此，我想到了大学教授“布道”话题。

其实，这篇关于“大学教授布道”选题的文章酝酿已久。由于选题涉及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话题，不是我这个非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士所能说清楚，所以久久没有动笔。直到最近我荣幸得到一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李四光学院地球科学菁英班联合培养本科生学务指导老师”聘书，才使得我需要认真思考这个话题。

众所周知，2005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老进一步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最近看了凤凰卫视关于“西南联大80周年”的连续报道。当年西南联合大学，汇集了一批在欧美大学经过系统科学训练的教授。真可谓大师云集，个个铁骨铮铮，真才实学，由这些教授创造的“学术自由，培养完整人格学生”的思想常常在我心中激起浪花。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长由三个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担当。这位校长众多名言流传至今，让当下的校长们汗颜，例如，梅贻琦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作为校长就是给教授们搬凳子的！”。梅贻琦校长在谈到大学教师功能时说：“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培养出至今无人超越的大学本科人才。

我们的媒体经常报道我们国人在海外一些著名大学研究生期间或工作期间作出杰出成果的案例，这些人士中有的本科毕业于国内高校。还有现在国家花巨资引进的大多数“千人”人才，很多人也是在国内完成本科教育。我们的两弹功勋们，他（她）们中大多数在国外完成系统研究生教育，有的还做过多年的博士后研究，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土上连续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以及博士后研究的人，很难产生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像屠呦呦和袁隆平那样的一直植根于国内学习和研究的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寥若晨星”。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年来高等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毋容置疑，但是“钱学森之问”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一位名人对我们的本科教育质量大家赞扬，他说的也许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的本科教育主要属于传授知识，其主要特征是学生以“课堂教学”作为他（她）们大学本科期间获得知识的主要手段，应试教育的优势是基础知识比较雄厚（或说解题能力较强），这是我们经常夸奖我们的本科学生很优秀的主要依据。但是，这种应试教育导致我们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训练，难以成为现代科技创新人才。我们大学也许教授们课堂教学质量尚可，但是教授们普遍缺乏传授学问的理念、能力和行为。即使我们的海龟人士在海外受到一些良好科学研究训练，由于我们急功近利的评价机制，使得他们平日主要应付考核需要的“申报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和争取奖励”三大任务，使得他（她）们无暇顾及这类“公益活”。施一公教授说，清华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后很多人去了美国留学和工作，这是学生及其家庭用脚作出的选择，没有什么值得责备。

    “布道”话题让我想起世界上两所著名大学校长关于大学本科教育的至理名言。哈佛大学校长说：“大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课堂外知识要多于课堂上”；耶鲁大学校长说：“我们安排大学本科新生每周一小时与知名教授交流”。显然，“课堂外知识”具有丰富内涵，它是培养学生交流、沟通和独立思维的重要途径。耶鲁大学知名教授定期与本科新生交流的话题应该主要属于“布道”内容。在我的印象里，对于大学教授的职责以欧美国家为主的称为“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任务。我们表面上只强调“教学与科研”，而实际上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至于社会服务（包括“布道”），对于大多数教授而言属于“份外事”。

韩愈在他的“师说”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表明教师（古称先生）“传道”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是我国教育史上辉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始终认为，大学本科教学，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传授知识（包括所有教学环节），它只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部分，即韩愈的“传道和解惑”，它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真理之道”，解“人生之惑”是大学教授的圣神职责。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处在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如果能够接受“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教授的“传道”教育，对于他们成长为一个人格健全的创造性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我很欣赏启功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他给大学教授的“自身修炼”提出了明确的高要求，需要教授们除了在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不断积累成长，还要注重“布道”知识的学习，总结提炼自己人生经历中的苦难与辉煌，为学生“传道，解惑”积累知识（“备课”）。现代高等教育不仅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生只读圣贤书”专家学者，更需要“品德高尚，专业精深，知识广博”，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耶鲁大学校长在2018年毕业生典礼大会上寄语学生：“现在整个世界在你们面前，请你们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向世界带去你在耶鲁教育中获得的一切：虚心聆听，批判地参与，创造性地应对挑战和难关，在寻求幸福的同时接受你的责任，画一个更广阔的圈，包容和理解这个世界”（来自网络）。其中，“带去你在耶鲁教育中获得的一切”值得我们深思。

2018年6月1日完成于美国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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