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哥刘金生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事情过去50多年了，当年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1965年8月的一天，我的堂侄香林（按辈分称呼，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大两岁）从永阳镇一回来就直奔我家。他在我家大门口手里拿着一张“地质”行李标签对我大声叫喊：庆生，你看这是什么？原来他从永阳镇邮局取回了我考上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中附有几张托运行李的“地质”标签。正在家里过暑假的堂哥金生很快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他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哥俩真有缘啊，将来你找矿，我采矿，我们哥俩办一个“矿业公司”为祖上争光。堂哥1963年考上江西冶金学院采矿专业，我考上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哥俩一个找矿，一个采矿，真可谓相得益彰，绝妙一对。当然，大学毕业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也没有找过矿，成了一个教学生找矿的大学教授。堂哥则是初心未改，1967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江西赣州小龙钨矿和分宜铁坑铁矿采矿，并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最后在新余钢铁厂技校教师岗位上退休。我们哥俩殊途同归，最后都在“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上退休。

堂兄金生是我伯父第一个夫人所生，她共生育子女三人。伯母在生完第三个孩子红生弟后因产后得病去世，他还有一个排行老二的妹妹娥哩。红生弟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1年因患脑膜炎去世，堂哥专程从吉安回来，为小弟的去世悲痛不已。妹妹娥哩从小就送给敖城附近三锡坊严哇的姨娘家儿子当童养媳，大概在60岁左右去世。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发生，今年也有66岁。

金生堂哥1941年出生，据说当年伯母生他时没有奶水，我母亲正生我的哥哥（出生不久去世），所以就常给他喂奶，这个事后来得到母亲确认。母亲告诉我，她一直将堂哥金生视如己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伯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的文章“伯父的骄傲”对他的“先进事迹”进了详细介绍），家境殷实。伯父虽不识字，却十分重视教子读书，堂哥一到读书年龄就送他上学，先在村里读私塾，后到镇上读小学。这期间堂哥还到永阳镇附近的大姑家搭伙生活。1955年堂哥第一次小升初考试失利，伯父为了教训他，用了一点“苦肉计”，让他在家参加劳动。堂哥给我说过，当年他小小年纪伯父就叫他去踩水车抽水，他的个头小脚经常踩不到水车的脚蹬，常常体验了一把“体育单杠”的“引身上”运动的滋味。这段艰苦劳动经历让他知道，要离开农村，对于一个农家儿子只有读书一条路。我们农民常说的“鲤鱼跳龙门”就是这个意思，而城里人说的是文绉绉的“知识改变命运”。因此，在一年劳动之余，他刻苦读书，终于在第2年考上吉安市第二中学。从此堂哥学习勤奋刻苦努力，初中毕业后顺利考上当时吉安地区最好的中学吉安高中，那是文天祥创办的“鹭州书苑”所在地。我在庙背吉安县中上初中时，周末有时到哪儿找堂哥玩，并蹭顿午饭。1962年堂哥高中毕业考上江西冶金学院，我也如愿考上高中。为了给我鼓劲，他将高考所有复习资料全部送给我，并告诫我三年后一定也要考上大学。

我们哥俩关系一直很铁，视如同胞亲兄弟。记得在我刚到北京上学时，他怕我粮食不够吃，还给我寄过“全国通用粮票”，其实当时我们都是每月定量，显然这是堂哥从每月定量中节省出来的粮票，至今想起还很感动。文化大革命中，堂哥来北京串联，在我宿舍住过几天。堂哥有一个非常好的姨娘，他的妹妹娥哩从小就许配给了姨娘的儿子做老婆（先是“童养媳”），算是亲上加亲。我跟堂哥一起去过多次姨娘家。他的姨父好像是一个参加过红军的老革命，据说姨娘老俩口没有生养过自己的孩子。娥哩的老公“Shen Yi”是老两口抱养，但是他们视如己出，精心抚养长大成人。他的姨娘一直将堂哥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次，在堂哥高中暑假期间，我随他去姨娘家玩，临行前姨娘给他灌了一大瓶熟猪油，让他带到学校在吃饭时给菜里拌一点猪油，增加点营养。

堂哥老俩口一共生养了四个儿女。他的传统思想较为严重，对孩子从小实施“理论加棍棒”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虽然也想让孩子们多读点书，但是他经不住本系统一个技工学校的诱惑。因为，那时这类技校招生主要对象是照顾职工子女，而且学生毕业后可以分配到新余钢铁厂工作，端上“铁饭碗”。他还帮他的弟弟发生的一双儿女在新余钢铁厂解决了工作。其实堂哥教育儿女方法简单，就是在家里一切都要听他的，当小学老师的嫂子拿他也没有办法。所以，老大、老二、老三都按照他的要求一一进了这所技校。三个儿女技校毕业后如愿以偿在他身边的新余钢铁厂工作，一家子生活倒也其乐融融，平淡无奇。然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依然潜伏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他的老二从小悟性较好，也爱学习，是个读书的料。但是这个新余钢铁厂的技校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个儿女最终都成了新余钢铁厂光荣的工人阶级。在这方面他可从来没有和我这个大学老师弟弟商量过。只是到了老四，堂哥才有所醒悟，心想不能四个儿女都一窝子呆在新余身边。

俗话说，好儿女志在四方，我的父母亲就很开明，当年我大学毕业时他们并没有要求我分回江西工作。而且，母亲穷其所有也要我们兄弟三人读书读到没有书读为止（指考不上）。所以，有所醒悟的堂哥只好将读大学的希望寄托在老四身上。老四刘芸承载着堂哥的厚望，自然压力太大，高考没有发挥好，没有达到当年普通大学录取分数线，但是堂哥在大彻大悟后决心无论什么途径也要在四个儿女中出个大学生。所以，老四来到我所在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读了计算机专业成人大学学历。老四不敢懈怠，学习努力勤奋，没有辜负堂哥的期望学有所成，现在广东东莞一家日资企业做的很不错。老四是个懂事和孝顺孩子，每次到武汉和大学同学聚会，都要专程来看望我们。一次我们从香港返回途径深圳，她还特意从东莞过来看望并请我们吃饭。老二和老三也先后来过武汉我们家。在堂哥的严格家教下，他的四个孩子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家家过着幸福安康生活，而且两个儿女与堂哥住在一个单元，孩子们对堂哥老俩口都很孝顺，我们很是欣慰。

2004年我搬到现在的“好”宅后，2007年特意请他们老俩口过来住一阵子，但是只住了一周就不习惯打道回府。平常我们回家过年有时会和弟弟们专程去新余看望他们一家，了却兄弟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堂哥由于长期饮食生活我行我素，尤其是喜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和长期抽烟“恶习”无人能管。最后终因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导致2010年中风，将他的身体摧垮。在历经6年磨难后于2016年去世，享年75岁，我专程前往新余与他告别，愿他在天堂幸福快乐无烦恼。

感谢堂哥在我求学征程中的无私帮助，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爱家庭，爱亲人的优秀品质，我会永远怀念他。

2018年2月10日于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南望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