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李聘周

   李聘周，原名李洪飞，1917年12月生于山东省乐陵县赵家庙村。父亲早逝，母亲李杨氏掌管家业。后孙女李均将祖母李杨氏改名为杨玉荣。杨玉荣虽无文化，但为人正直善良有心计，家族里不管那家出事或遇到麻烦，都请她给出主意，指点迷津。杨玉荣虽是小脚女人，但下地干活种庄稼，还是一把好手，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李聘周从小受母亲耳濡目染，也养成了忠厚、正直、善良，有正义感的品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鲁北和津南党的工作交由山东省委领导，成立冀鲁边工委。将这一地区的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1938年3 月，“三十一支队”收复了乐陵县城。6月，北方局又将将115师永兴支队和129师津浦支队调到乐陵、宁津一带，与“三十一支队”会师，边区军民在乐陵召开欢迎大会。在这种形势下，李聘周加入了革命队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了抗日斗争中。

   同年7月，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9月上旬，中共冀鲁边区特委成立，特委机关对外称“编辑部”，驻乐陵西关，并将津南地委改称冀鲁边一地委，辖7个县委。李聘周先后任冀鲁边区一地委秘书室干事、总务科会计、科长；乐陵县一区区委书记。

   1941年6月冀鲁边区北海银行在乐陵县大桑树村成立，北海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北海币，并确定其为冀鲁边区单一地方本位币，用此，排挤法币，打击伪钞，稳定物价。李聘周先后任银行的鉴定股股长、印钞厂副主任、主任。

   1942年，日军对冀鲁边区进行野蛮大扫荡，对乐陵县大桑树村周围实施“合围拉网”，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遵照刘少奇和115师的指示，冀鲁边区进行整编，主力转移。区党委及所属单位转移到沿海狼坨子、老鸹嘴一带。北海银行转移到盐山县（今海兴县）献庄一带。
　《沧州日报》载：“抗战时期，海兴县献庄有个极普通的房院，我党领导的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印钞所就曾在这里工作战斗过。一次银行行长李聘周、财政处长张耀增来这里提票子，正赶上日军扫荡，两位同志在洼里躲了10多天，赵中伦和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装作放牛、拔草骗过岗哨往洼里送饭，使他们成功脱险。”
    北海银行老战士张瘦梅回忆说：“1943年4月日伪开始‘四·一’大扫荡，为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将印钞厂迁至小山一带。是年9月份，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冀鲁边北海银行与清河区北海银行进行了合并，成为渤海区北海银行，驻惠鲁村。银行行长王有三，印钞厂驻在杨家村和建设村之间，厂长李聘周，指导员曹子明，副指导员是我，保管侯荫南，鉴定股长刘敬石。”李聘周后来又任北海银行清河支行行长、渤海分行副行长。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他不畏艰险，努力工作，在金融战线上与日、伪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48年，我军在各战场节节胜利，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弃城而逃，我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奉命进入市区，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面接管徐州市的各项工作。与此同时，华东局从渤海区抽调的3000多名干部纷纷南下。李聘周就在这时随大部队进入了徐州。

   1948年12月，徐州市军管会全面接收了徐州市解放前19家官办、官商合办及私人银行，成立了北海银行徐州支行，并公告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为通用货币。李聘周任新成立的北海银行（1949年11月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徐州支行行长。

   我军渡过长江，全面接管上海后，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1953年，李聘周又奉调去上海任华东区行农金处副处长，后又奉调北京，出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金局专员。

  1954年，李聘周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副行长。1955年7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成立，李聘周任行长，彭梦杰任副行长。同年9月20日，召开全省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全省建立22个农业银行县支行。李聘周在这两个岗位上工作了四年多时间，他以极强的革命责任感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为建设地区银行和开展银行的各项业务，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为早期湖北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历史性贡献。

    1958年2 月，李聘周调任湖北省恩施地委工作，历任地委书记处书记、专署专员。他很快完成由金融工作向地方党政工作的转变，紧密联系恩施落后山区的特点，在发展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上，始终把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放在首位，并利用熟悉金融财政工作的优势，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难题。他作风朴实，没有官架子，能吃苦耐劳，能贴近群众，工作讲求实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连续工作了七年，为促进落后山区的农业发展，为改变恩施地区的贫困面貌，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体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无比的忠诚和高度的责任感。

   1964年5 月，李聘周重新回到金融战线，任中监委派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察组监察员。文化大革命中，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淮滨“五七”干校校长、党委副书记，后又任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局长。“文革”中，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那时的国外局，即后来的中国银行。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李聘周先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后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原国外局下设的研究组，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这里集中了中国金融界尤其是国际金融界的学术精英，如：沈日新、吴念鲁、戴乾定等等金融权威。由于李聘周为人低调，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和敬畏，无论在干校还是在国外局机关，与知识分子相处融洽，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不搞极端的动作，这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也显得很珍贵。

   1976年4月，李聘周调任中国银行香港总稽核（港处主任）。在香港任职期间，能认真贯彻党和政府的港澳政策，从香港的实际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推动我国金融保险业在香港的发展及与国际的接轨，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李聘周从香港回来后，根据领导指示，着手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各项业务工作。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于1949年10月。1958年大跃进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认为国家进入共产主义后，灾害损失就由国家全包起来，因此保险业务除保留了少数国外保险外，国内业务全部停办，保险公司机构撤销，干部分流。当时公司只剩下9个人负责处理善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下，保险公司缩编成了财政部下的银行业务组下的保险小组，顽强地保留了下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国务院批准，恢复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1981年3月，李聘周担任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这一年,在全国28个省市恢复了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1200多个，职工达13000多人。1982年，企业财产险的保险金额就达3400多亿元。李聘周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业的开创者、奠基人。

   在中国保险业纳入正规，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经国务院批准，1982年12月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颁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1983年4月，李聘周被任命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1983年7月28日，副董事长李聘周主持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监理会的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保险公司的人员组成名单，宣读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在担任公司的主要领导期间，李聘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学习研究先进国家的保险理论和经验，坚定不移地依靠金融专家们的智慧和创新能力，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与董事会的同仁一起探索、构建改革开放形势下的中国保险事业，为日后保险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李聘周，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朴实无华的工农干部，可以说在我国金融战线上奋斗了终生。李聘周为人正派，工作勤勤恳恳，能吃苦耐劳，没有权力欲望，只会谋事，不会谋人，对上维领导，除去工作关系外，基本上“老死不相往来”，对官场的潜规则不屑一顾，因此，在局级干部的岗位上工作了三十年，直到退休仍然是个局级干部。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至死没有改变。后辈虽然为他有些遗憾，但更为他骄傲。

   1997年5 月，李聘周因心脏不适住进了阜外医院，经治疗病情基本稳定。但这时阜外医院让李聘周换病房，李聘周为此情绪激动，导致病情复发，经抢救治疗无效，于6月12日2 时去世，享年80岁。一个在革命年代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革命者走完了他的革命人生路。女婿彭师奇在追悼会上写了如下挽联，恰当地概括了李聘周的革命人生：

         六十载金银交加两袖清风

         八十年风雨兼程一身正气

（李 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