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寿南县首届代表大会

                                            李 沣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战斗在清河军区。民间称他为“八路”。‘八路‘的子女，民间个别人称其为“八路羔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这个“八路羔子”天然地成了进步分子。1950年8月1 日（那年我才13岁），南五村的王景陶和一名乡干部，到岳寺李村发展我和朱寿远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位乡干部和王景陶在朱德山家的后窗台上，帮我填写了入团申请书，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团员。

   过了不久，王景陶（团支部书记）召集南五、及岳寺一片的团员过组织生活。在南王村的一个场院里，四、五个团员坐着长板凳，开会学文件。中午，王景陶还管了顿午饭。后来王景陶还告诉我，“我任团支部宣传委员”。

  1951年2 月，我考入胡营完小。胡营完小当时只有团支部，还没有党支部。团支部书记为校长杨兆千。团员中的活耀分子，是比我高一年级的张效武（凡于人）、汤秀珍（汤家庄的）等人。1952年，张、汤等到毕节后，我就成了团员中的活跃分子。

  后排中间的那位高个就是团支部书记、校长杨兆千，后为潍坊市教委副主任、潍坊市统战部副部长。 

 1952年春节后，杨校长跟我说：“李沣，你带着行李（包袱包着被窝）到寒桥中学开个会。”

   第二天，我带被窝从胡营奔寒桥。印象深的就是寒桥真有一座桥。这座桥是木头做的，非常精巧。我们三岳寺及其它弥河上的桥，都很简陋，冬天河道窄小后，在河上打木桩然后铺上些树条，只能走人。寒桥不仅能走人，也能走小车。过了桥，爬上坡左拐，就是寒桥中学。这时的寒桥中学是寿南县党、团县委的临时办公地点，实际是党、团县委，不是中学。

   到了寒桥中学，找到团县委的干部报了到。一位干部领我到了一间大教室。教室里空荡荡的，只在中间铺着一领席，这位干部就让我住在这里，这就是当时县委的招待所。

   晚上，团县委的一位干部和胡营乡的一位女干部（胡营乡的妇女主任）来到我住的这间大教室开会，研究会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我，一个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孩子，那知道会务的事，所以只能听人家讲，自己一句话也插不上。让我参加会，可能注重了我的学生身份，没有注意我的年龄和经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寿南县还没有中学。学生代表只能从高小里找。

  过了不久，寿南县团代表大会正式开会，我又背着被窝到了寒桥中学。这时参加会的人很多，胡营片就有十五、六人，我们住在寒桥中学礼堂西边的一间大屋子里。屋里遍地都是席，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十几个人就一个个挨着睡在这里。白天学习讨论，就在这屋里席地而坐。

  正式会议在寒桥中学东北角的礼堂进行。礼堂的西侧有个舞台（面积不大）或曰主席台。开会后，发给我一个红布条，上写“主席团团员”（大概意思，详细内容记不清了），用别针别在胸前。开大会时，就让我们四、五个带红布条的团员坐在主席台上的长条凳子上，任务就是轮流主持会议。这个任务对我来说也非常陌生，但好在前面的同志做了榜样，我可以照样模仿。我前面主持会议的是位姑娘，可能就是妇女代表。主持会议者，先吹口哨，让大家坐好安静，然后宣布下面有某某发言或讲话，就是这么几句话。坐在主席台的凳子上时间长了，觉得很不舒服，有时我就到会场里的凳子上坐着。这时傍边的同志就提醒我，“同志，你到主席台上！”

   大会也没有正式投票，不知怎样产生的县团委。但后来得知我是县团委委员。1952年暑假毕业后我去天津上学，我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上，也注明我是县团委委员。但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上关于寿南县团委组成人员里没有我的名字，不知这个资料出自何处？按照我的记忆，这个资料不准确，真象如何有侍进一步查找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