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轩的革命生涯

                                       李 沣整理

王文轩，原名王传武,曾用名王试航。山东省寿光县人，1913年出生于富裕中农家庭。8岁起在本村读小学，12岁入私塾，13岁在张宗昌的71师当兵，因年纪小被裁减回家。1929年入寿光县第一高等小学，1931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

王文轩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山东师生赴南京请愿示威活动。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一九三三年后山东党组织的星星之火

1933年2月，原山东共青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及王云生、唐昆山（李文）、李庆梅等三十余人被捕；张恩堂等同志组织了临时省委，继续领导山东党的工作。7月，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临时省委又遭破坏，张恩堂、刘玉容及300 多党团员被逮捕，临时省委、团省特委及山东省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整个山东省的党组织已不复存在，只剩下零星的个别党员。

1934年5月初，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中共省立济南乡师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文轩、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在白色恐怖中的中共济南市委成为山东党组织的星星之火。

后来莱芜党组织也逐渐恢复，从1934年5月到至1935年秋，两地党组织先后派赵健民、王文轩、林浩、刘仲莹、鹿省三、徐运北等赴上海、北平等地寻找中央或北方局的关系；另外就是让这些骨干回家乡寻找党员，恢复当地组织关系。但寻找中央或北方局的工作始终未果。

1935年秋冬之季，济南市委闻知河南濮阳有农民分粮吃大户的事，推测那里有党组织活动，于是赵健民骑车到了濮阳徐庄，见到了河北省委驻冀鲁豫边区的省委代表黎玉同志，向他汇报了山东省委遭到破坏后失去与中央联系的情况。黎玉同志告知赵健民回去后“好好巩固学校支部，一般不要搞什么斗争，以便保存力量，以待时机。”

1935年春节期间，赵健民同志还去党邑帮助鲁西的同志建立鲁西特委，由徐运北任书记，然后赵健民又以济南市委书记的身份联系了莱芜县委，共同协商成立了山东省临时工委。这期间赵健民、王文轩、姚仲明等同志分别回乡与当地失联的党员建立联系，并发展了些新党员。在黎玉到山东时，有联系的党员已有几百人。黎玉同志回忆说：“济南乡师在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同志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追捕、破坏，保持了支部。他们稳妥谨慎地发展，并且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既发展了群众组织，又隐蔽在群众之中 。”    

 1936年，刘少奇同志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派黎玉任山东省委书记，去山东恢复与重建党的组织。1936年5月1日黎玉与赵健民、林浩在济南市松柏林的坟地里开会，宣告中共山东省委重新建立。根据北方局的指示，决定黎玉任书记，赵健民任省委组织部长，林浩任省委宣传部长。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而黎玉书记在山东依靠的党员骨干都是济南乡师和济南高中支部里的学生党员，像赵健民、王文轩、姚仲明、林浩等人。因此恢复各地党组织的主要办法就是动员这些学校的党员继续回家寻找和发展党员，恢复组织关系。所以黎玉在回忆录里说：我到山东后，“动员学校的党员回家找老党员关系。济南乡师支部里有很多学生同志来自山东许多县份，于是我约他们出来个别谈话，如：王文轩、朱春和是寿光县人，白学光是博兴县人，要他们在假期内回家担负找老党员这个任务。------还派林浩同志去费县，当短期教员，开辟费县工作。”

二、王文轩与寿光党组织的恢复

王文轩说：早在“ 1934年夏，为继续找中央的关系和恢复发展党组织，我受乡师支部和济南市委委托，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到寿光。我记得在寿光一小读书时，曾听到孟雪园老师讲过巴黎公社，唱过《国际歌》，对国民党有些指责，据此分析判断，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回寿光以前，对孟雪园的情况，支部作了研究，认为这是找上级组织的一条线索。------ 我见到孟老师时，他正患肺病，行动困难．我向他说明我是共产党员，因为和中央失去联系，想通过有关同志找中央的关系，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无组织关系？他说，他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没有组织关系。他给提了另外4个共产党员的名单，要我去问问他们有无组织关系。这4名党员是：杨广义、郑德卿、陈华章（陈少卿）、林国瑞，我与杨广义、陈华章是小学的同学。我找到杨广义时，他说自1933年寿光党组织被破坏后即失掉关系，想干也找不到关系了，我对他说，我的组织关系在济南，以后我与你联系，通过他又找到郑德卿。因郑在县政府财政科任科员，即让他负责了解县政府的情况，我同他保持了单线联系，陈华章那时去大连。”

  “1934年寒假，我和陈华章联系上。他向我介绍了北台头失掉关系的老党员陈梅五、陈耀三。我到北台头和他们接了头，了解了他们失掉关系后的情况，把他们组织起来，保持了联系。1935年秋到1936年夏，我在寿光教学时，曾多次去北台头和他们联系。”1936年5月底和6月初，因为寿光东城根小学的学生要赶走宋宪章（当时寿光的国民党县长）带来的反动校长牟斐轩、教员郝治中（原博兴县党部执委）、周景南等，将要掀起一场实际上打击县长宋宪章的学潮。为冲淡宋宪章对我的注意，我请赵寄舟替我上课，指挥学潮，我借故去济南，在济南正遇陈华章（陈少卿）去考什么训练班，我即带他去当面介绍给白子明，说明我对陈华章有一年多的了解，是很可靠的，已经给他恢复了组织关系，请他接谈后转告省委。自此，寿光党的同志才与省委取上联系。”

黎玉书记回忆说：“经过济南乡师的王文轩同志回县找到的一些关系，随后建立了寿光县委，书记陈少卿，组织部长陈梅五（即陈纪明），宣传部长陈耀三，还有王文轩、王登潍等同志。”

陈纪明回忆说：“  直到一九三六年初，陈少卿同志去济南通过王文轩同志才与省委取上了联系，省委决定重建寿光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由陈少卿、陈梅五、陈耀三组成了寿光县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陈少卿同志任书记。这年的下半年成立了中共寿光县委，陈少卿任书记，组织委员陈耀三（李杰），宣传委员陈梅五（陈纪明），县委交通由王登瀛担任。从县工委到县委和省委保持着联系，经常向省委汇报工作，接受省委指示，开展党的工作。”

三、参加和领导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也由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8日致电中共北方局对七七事变后华北工作方针做出指示，立即开始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8月12日又进一步指示要在“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游击小组，抗日义勇军。”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8月25日，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黎玉到山西省太原参加了刘少奇、杨尚昆、彭真等同志组织召开的北方局所属的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配合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部署了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工作，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10月上旬，黎玉回山东后，在济南召开了省委秘密会议，具体讨论了全省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策略问题。会议决定，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韩复榘部溃逃，日军尚未全面占领山东及其立足未稳的时候，全省行动，揭竿而起。针对敌人首先会沿铁路、公路干线设立据点，分割山东的军事行动计划，省委决定按东西南北中将山东划为10余个区，并计划在冀鲁边、鲁西北、鲁中、泰西、泰安、徂徕山、沂蒙山区、临朐一带、鲁东淄博矿区、长山、昌潍、寿（光）广（饶）博（兴）一带和胶东地区，分别建立10个军或支队。

 1937年10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林浩在博山召开会议，主持成立了中共鲁东地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鲁东工委），并宣布鹿省三任鲁东工委书记，张文通任组织委员，杨涤生任宣传委员。确定工委负责以益都为中心的寿光,潍县、昌邑、广饶、博兴、临淄、淄川、博山、临朐等10余县的工作,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抓紧恢复建立各地党组织,全力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11月初，张文通回到寿光后,在北台头村向县委书记陈少卿及陈纪明、陈增光传达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鲁东工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研究了组建抗日武装的问题,并与国民党寿光县长宋宪章结为抗日统一战线,成立了“寿光县抗敌后援委员会”。

     1937年11月上旬,中共寿光县委扩大会议在马保三故居召开,具体研究组建人民抗日武装问题。马保三、王云生、王文轩、陈少卿、陈纪明、李杰、李文、王文介、褚方塘、侯连三、张子明、王登盈、孙肇修等出席会议。会议除决定组织武装外，还选出了新县委，由陈少卿同志连任县委书记。

为了组建军队，发动武装起义，县委扩大会议后，立即成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有张文通、马保三、王云生、李文、王若之、王文轩等6人，由张文通任主席，王文轩兼任秘书。军政委员会承担着组建部队的一切任务，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⑴确定了用八路军的番号，定名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⑵根据寿光党员的分布和群众条件，确定组建5个中队。先以牛头镇和崔家庄的党员群众和武器为基础，建立一个部队，定名为特务队（对外仍称“抗敌后援队”）王文轩回忆说：“当军政委员会对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已相当成熟之际，我们决定取出现有武器先组织一支小部队，于是便通知崔家庄把能用的枪支带到牛头镇，加上镇公所的几支，县委的一支，孟雪园老师交给我的一支，拥有10多支枪，30多人的小部队就成立了。不过还没有竖起军旗、戴起袖章，仍叫抗敌后援队。”。当时部队虽然未集结，但外面巳纷传牛头镇是八路军的大本营，我们巳处于半公开状态，加之有些工作需要马保三出面处理，于是确定由马保三任司令，张文通任政委（那时没有正规任命或书面通知，只作了口头通知），草拟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宣言。会议认为组织抗日队伍，人员不成问题，主要问题是收集武器。在会议结束时，马保三同志高兴地说：  “部队给养不成问题，先把我家的麦子囤揭开，让同志们吃，吃完我的再吃别人的。” 担任军政委员会秘书的王文轩，实际负责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务及文案工作。

军政委员会决定，王文轩任七中队队长兼指导员。军政委员会后，王文轩立即赶回寿光城南组建七中队。

1、牛头镇举起了抗日的义旗

陈纪明回忆说：“（军政委员）会后，同志们分头回到几个重点地区发动群众，收集武器。首先以牛头镇为中心，把八路军的大旗高高竖起，大造声势------在西部地区以南北台头、南北洋头为中心，以南洋头村王子固同志家的五、六支长短枪为基础，再加分散在各村的自卫枪支，收集起来，很快地装备了一个中队，由王少白，王子固同志负责带领，番号为三中队；东部以王高、崔家庄为中心，收集武器组织部队，在王高编成一个中队，指派王克礼、王其金为正副队长，番号为一中队；在崔家庄编成一个中队，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部队，以李文辉、李銮金为正副队长，命名为特务队；北部以南河为中心，再加弥河以东地区，编成一个中队，以陈梅五，常化轩为正副队长，番号为五中队。以上四个中队，是我们建成八支队的基本队伍，为建立八支队打好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旧历十一月中旬)一、三、五中队和特务队在牛头镇集合，正式建立司令部，推选马保三同志为司令员，当时称为正指挥。举起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的义旗。

2、王文轩到寿光南部创建七中队

    1938年1月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寿光县城，国民党部队弃城逃跑，民国政府彻底垮台。这时在寿光城南拉起了两股队伍：一股是胡营的十几个旧军人成立了胡营区队；另一股是孟祝三在纪台拉起的40余人的旧军队。孟祝三原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一个营长，韩复榘部队向黄河南岸撤退时，孟祝三带着一部分武器回到纪台，召集把兄弟和旧属成立了这股队伍。在七中队成立时面临这两股地方部队的威胁。王文轩说：鉴于我们在羊角沟警察局和南河乡农学校的力量因过早暴露而失败的经验，我采取秘密组织队伍，先把后王家庄22个积极分子组织了两个班，把筹集的枪支密存起来，防止意外。在外村也把积极分子组织了两个班，将所筹枪支分数保存。约定旧历正月初一公开打起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第七中队的旗帜。 天未亮，后王庄的22个游击队员都拿着武器，齐集我家东屋里，戴上“八路”袖章，宣布七中队在这里成立，接着外庄的队员也来了，一面拜年，一面成立游击队，按名单分为4个班，各班集中在一起，开始过集体战斗生活。我又重复给大家讲了八路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军民关系，提出队员们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队伍，增加枪支，还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处在两股队伍中间，必须加强戒备，时刻防止意外。

   正月初八，七中队已发展到100人，60支枪，加上大刀、手榴弹，人人都有武器．部队士气高昂，已成为城南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

孟祝三是个旧军人，王文轩在城南组建七中队期间，以八路军的名义同他多次接触，向他说明我们在牛头镇成立八路军游击队是为了在敌后开展对日本侵略军的游击战，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当时，孟和他的部队对王文轩很尊重。

七中队发展如此之快，使孟祝三极为震惊，他开始看到八路军这面旗帜对爱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表示愿意参加七中队。纪台村的共产党员孙凤岐告诉了王文轩这个消息，王第二天我就去拜访孟祝三，给孟看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成立宣言，向他介绍了七中队的发展情况。王回来即派孙凤歧到牛头镇向军政委员会报告了上述情况，军政委员会表示欢迎孟祝三参加我军。

    正月十一日，孟祝三到后王家庄拜访了王文轩，申明他和他的部队愿意参加七中队，还说他的队伍都是旧军人，有旧军队习气，今后都按八路军的规章办事。正月十二，孟即把40多人的队伍带来后王家庄和七中队住在一起。王文轩和孟祝三商定，晚上由他带人去缴胡营区队的枪。孟按照计划，于黄昏前就把胡营区队的枪缴了。原来城南的3股队伍，现在只有七中队一家了。这时，七中队共有140多人，110多支枪，按军政委员会来信指示，由孟祝三任队长，王文轩任指导员。

   正月底，部队由杨家庄移住营子，住在“二黄牛”（外号）家，他家有10多支枪。王文轩和孟祝三商妥，请房东来动员“二黄牛’捐赠点武器，不料，这家地主十分顽固，不但拒绝捐赠，还站在他家的炮楼上大骂我们是土匪，并向我们射击。孟祝三即带一个分队把炮楼包围起来，堆柴草准备烧死他。他害怕了，出来讲和：“拿出5支枪来抗战，拿出一千元作抗日经费。”

寿光城南弥河以西的枪支，用“借”、“捐赠”、“带枪参军”等方式，到3月初大都已集中在七中队，闲散在民间的枪支基本上没有了．在胡营我们用半个月时间，从单兵到班排进行了初步军事教育，部队的行军作战能力都有所提高。

3月11日，司令部通知七中队于16日到王胡城集结，准备整编。15日夜里12点，部队由胡营出发，拂晓前到达王胡城，在这里住了7天，办了4件事：缴朱子芹的枪；整编；党员登记；动员支援七支队发展和做好行军准备。 

朱子芹是寿光朱家人，民国初年授中将军衔，是个有亲日倾向的军阀头子。日军侵占济南以前，他回寿光组织了60人的地主武装，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八支队司令部认为这般部队乃一隐患，决定收缴他的枪，指定七中队和特务队去执行此项任务。鉴于孟祝三轻而易举地收缴了胡营区队的枪，王文轩提出让孟祝三从七中队挑100人和特务队去完成此项任务．3月18日晚，我部未发一枪即将朱子芹的60支枪及弹药全部收缴了，除将冲锋式和短枪上交司令部外，长枪都装备了七中队。

   3月18日，各地武装奉命到傅家庄集结。3月1I日，八支队司令部通知所属各部队，于3月18日到傅家庄集合，这是八支队起义以来的一次总集合。原来在城南活动的第七中队按时赶到王胡城，益都组建的十二中队也赶到傅家庄，广饶由王召进、吕中和带领30人编为十一中队。这时的部队番号共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二、十五等8个中队和特务中队、骑兵队、交通队，连同司、政、供、卫机关，共2000多人，1000多支枪，在寿光境内，这是最大的，也是敢和日军作战的一支部队（当时张景月的部队比八支队小），其声威影响已传遍鲁东。

部队在傅家庄进行了第一次大整编。根据作战需要和部队的发展现状，编制了3个大队，3个直属中队。支队机关按红军编制设置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机关、部队均设政治干部。这同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有了本质的区别。

3月23日，八支队告别寿光父老，分兵3路，浩浩荡荡向昌潍进发了。

四、进军沂蒙山区

  八支队与七支队合并后,转战胶东,然后返回寿光,又西征周村。

   1938年 12月上旬张经武正在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分局指示七、八支队速过铁路南下，参加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斗争。

1939年第8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王文轩先后任1营和3营教导员。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团、一一五师教一旅第一团、鲁中军区第一团政委，鲁中军区党校副校长。中间率部队参加第三次讨吴（化文）战役中、攻克沂水城、解放蒙阴。

1、讨伐吴化文

1944年3月下旬，八路军山东军区鲁中军区部队根据山东军区的部署，乘日军换防、伪军整编及吴化文去北平之机，以第1、第2、第4、第10、第12团、第2军分区第11团和滨海军区第6团及民兵等部队，发起对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的第三次讨伐战役。战役分两个阶段。从3月25日开始至4月15日，历时20天的战役结束。此役，八路军共毙伤伪军1300余人，俘伪军少将以下军官323人、士兵4800余人，摧毁伪军据点、山寨52处，解放村镇千余个、人口30余万，伪军吴化文被打跑后，鲁中根据地面积扩大了1000多平方公里，使沂、鲁、泰、蒙四大山区连成了一片。

2、攻克沂水城

日军于1939年侵占沂水后，即屯兵储粮，修建机场，构筑坚固防御工事，对鲁中、滨海进行"扫荡"时指挥机关均设于此。1944年初，敌人收缩兵力，沂水城及其周围的几个据点陷于孤立，收复沂水城的条件已具备。山东军区指示鲁中军区，把收复沂水城作为1944年夏季第二阶段作战的重要任务。

1944年8月15日晚，参加收复沂水城作战的鲁中军区一团（王文轩为团政委）、四团，二军分区十一团，部分地方武装和支前民兵齐集城外。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参谋处长胡奇才在城东安下了指挥所。

　22时，战斗打响，各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负责消灭驻城伪军的一团（王文轩为团政委）、十一团、特务营，从北门、东门和西门攻入城内。四团自城南发起攻击。至16日午后，城内伪军被全歼。沂水城周围的8个伪据点也全部被拔除。历时一天两夜的收复沂水城战役胜利结束。打死日军83人，俘20余人，毙伤俘伪军1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沂水攻克，使鲁中、滨海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3、解放蒙阴城

蒙阴城是日军在沂蒙山区的中心据点，驻有日军1个小队50余人，伪军12个中队1000多人，筑有坚强的城防工事。是日军反复“扫荡”沂蒙山区，推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的据点。

     鲁中军区命令，于1945年3月8日对蒙阴城发起总攻。一团担任主攻负责消灭城内日伪军；四团负责阻击由新泰来援的日军；九团和蒙阴县独立营负责消灭蒙阴城周围据点的伪军；十一团配合一团攻打城东门和南门。
    担任主攻的第一团团长钟本才、政委王文轩，根据城内伪军内线工作情况，制订了两套攻城方案：首先利用城内伪军关系，选派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潜入城内，炸毁西城门，为主攻部队开辟通路，直接进攻日军据点；如里应外合方案失利即开始强攻。
　　根据预定作战方案，第一团选派曹世范（寿光人）、曹风洲二人潜入城中，这两人都是久经沙场的战斗模范。两人在城内顺利汇合后避开日伪岗哨，将炸药隐蔽在西城门洞内，等待总攻时间的到来。与此同时，我第一团正向西关接近，第十一团、特务营也运动到南关、东关附近，第四团早已进入城北打援位置，第九团也包围了外围各伪军据点。
   攻占西门，是消灭西门内南侧日军据点的关键战斗。一营三连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三连一班立即顺云梯爬上4人，这时日伪军的枪弹、炮弹在西门织成了火海，二班爬城时，敌人的炮弹把梯子打断了，五班、六班、七班的勇士继续冲上去，终于控制了西门，保证一连顺利地冲进西门与依据坚固工事的日军展开了血战。 一连攻进西门后，即迅速接连炸毁敌人西北、东北角的两个碉堡。

蒙阴城战役共歼灭日军一个中队（含援兵两个小队）共104人，击毙日军中队长上山博茎及吉泽安道等小队长4人。毙伤伪军255人，俘伪军956人，及伪县府所有人员。 从此，我泰山和沂蒙山根据地联成一片，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践踏蒙阴人民的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王文轩历任山东军区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中共沂蒙地委副书记，1946年任山东野战军4师政委，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八纵二十二师政委，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睢杞、洛阳、开封战役。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淮海、渡江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央军委总干部筹建工作并在总干部部工作八年，先后任总干部部军衔处处长，特种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被认为是中国航天梦的起点。首任院长为钱学森。

1958年11月，王文轩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国防部五院是秘密单位，人员的审查调动、安全保卫与协作单位交往，政治部门和领导都是把关者、责任人。1960年是五院大发展的一年，五院在编人数17000人增加到30000人，就单凭这些大量人员的进入，作为政治部门领导的王文轩担负着重要重任。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导弹研制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制造。研究单位、生产单位、运输和试验，大量的人事安排、安全保卫工作，都落在政治领导和部门肩上，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1964年，全国人大决定，以国防部五院为主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王文轩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第七机械工业部监察组组长。   `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由陈云等132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王文轩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其间担任中纪委第三专案组组长，参加清查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罪行的工作。

1955年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本文参考引证的主要资料有；

1、黎玉回忆录

2、寿光党组织的恢复与活动（文/王文轩）

3、牛头镇起义（文/王文轩）

4、八支队第七中队的诞生与发展（文/王文轩）

5、解放蒙阴城（文/王文轩）

6、回忆八支队的创建和发展（文/陈纪明）

编后语：

王文轩，原名王传武，山东寿光后王村人，后王村和我们村岳寺李，都在弥河北岸，一东一西，相望相邻。在我们村，说起王传武，可以说老少皆知，无人不晓。

我第一次见王文轩伯伯，大概是在1947年，那时村里人都说王传武是个师长。但查王伯伯的经历，“1946年任山东野战军4师政委，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8纵22师政委。”是师政委，不是师长。但在那个战争年代，乡下人也确实弄不清师政委跟师长的区别。

那年王伯伯可能因某种机遇回到了后王，然后又到了我们岳寺李村。我村李希禹家跟王伯伯是亲戚，他来岳寺李是串亲戚。因当时弥河南岸，还是国民党十五旅孟祝三的天下，形势比较紧张，王伯伯回家带着一个骑兵警卫排。几十匹战马一下站满了李希禹家的西街，十分壮观。那些马，个个精悍骠勇，与庄稼地里的马很不一样。我们那群小孩儿，争先恐后去西街看，然后挤到李希禹家院子里，去看那位“师长”，近距离看到了那位全副武装的“师长”与李希禹的家人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伯伯，但相见并未相识。

我第二次见王伯伯，大概是1974年。那年夏天我回青岛家探视父母。一天，海洋学院的副院长侯连三叔叔到我家，要领我去见见王文轩伯伯，王伯伯当时在青岛八大关疗养院度夏。侯叔叔是位热情坦率的长者，对后辈极度关爱，一路上淘淘不绝地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和故事。在八大关的一座小洋楼里，我正式拜见了王文轩伯伯和刘丰大姨。王伯伯询问了我的部队经历，并让我记下了他北京的住址和电话。

从那以后，我就接连不断带着爱人和孩子，到七机部大院去看望王伯伯和刘大姨。每次都是闲聊完了后，就留我们吃饭。现在回忆起来，发现了我这个人一大缺点，既脑袋死板不灵活。经常看老人家，但从来没有给老人家带点什么礼品。按现在的礼节说起来，就是很不懂事，但王伯伯、刘大姨从来没有嫌弃过。

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老革命都成了“走资派”，自己受到了各种压力和冲击，工作不断变动，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去看望王伯伯和刘大姨。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看王伯伯，不知因何机缘，他非常热心“根瘤菌”的宣传推广，拿出一份资料让我看，给我解释。后来听说，他想在家乡推广，但没有得到响应。1979年，他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审理康生、谢富治案。他公务在身，就没有再去打挠。

大概是1998年，刘丰大姨给我打电话，说要到青岛去看我父亲。但我父亲身体不好，已活动不便，刘大姨听后放弃了青岛之行，深感这些老战友晚年心有情体无力的无奈。

革命老前辈都已老去，他们的经历都已成了历史。我们的今天，是他们昨天的继续；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是他们昨天战斗、牺牲的结果。珍惜今天的我们，就要怀念、纪念昨天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