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学者能够直接给学生做报告，对于学生的影响将更大。这与经过教师的转达还不一样，听著名学者作报告，学生将有更大的震撼，印象更加深刻，甚至能够影响学生的一辈子。

这令我想起了50年前，作为中学生的我听华罗庚先生作报告的情况。在我上高中的三年里面，华罗庚先生两次来我读书的学校——苏州中学，那时称苏州高级中学。两次来校，华先生都给全校学生作报告，他的两次报告给我和我的同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听华先生的报告是在高中一年级，1961年秋或1962年春。华先生来校视察，在学校排球场给学生作报告。学校介绍华先生的主要头衔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那天天气晴朗，只见华先生高高的个子，带着一副边框闪闪发亮的眼镜，手持“司的克”，虽然有点瘸，但是“神采奕奕”，很有“派头”。当年的传媒非今日可比，我们国家仍在所谓“困难时期”，作为只有14岁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能够亲眼见到华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就已经激动万分。华先生的讲话内容我至今尚有印象，他先回顾了几十年前，他来苏州欲入苏高中的前身而不得。华先生对我们说，学习数学，即使是最简单的算术，也要不断练习，要随时随地锻炼自己的头脑的计算能力。他举例说，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国家每个月给他补助X斤油、y斤糖（大概都是一斤，具体数目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他就具体地计算每日平均数量、价格等，当然都是心算，这样来不断锻炼自己的头脑。这些话，五十多年了，我还能记得。做科学家，这就是当年我们许多少年人的理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成了我们向往的地方。

大概隔了一年多，华先生又来苏高中，大概是天气的原因，那次作报告的地点是学校的大食堂兼礼堂。我那年读高三了，由于礼堂坐不下那么多学生，考虑到高三学生曾经见过华先生，我们被安排在教室里面通过有线广播听报告。华先生那次讲话的中心议题我印象非常深刻，只有三个字：熟练化。第一个字“熟”，就是要把学问弄熟，为了弄熟学问，便要多“练”，而最重要的是要把读来的书、练习的学问“化”成自己的思想。

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那时候报志愿在先，高考在后），不到十七岁的我听从班主任老师的建议，报了中国科大（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科大在北京）。我班有三个同学考上了中国科大（顺便说一句，现在网上传言，科大招生数一直是1860，非也，1962至1965年，科大每年都只招600人左右）。到了大学，见到这些大科学家的机会就多了。文化革命初期，时可见到华先生拎着马扎子看大字报。科大的学生尊重老师，科学家基本上没有遭学生的罪。此系后话，不提。

科学家、学者给中学生作报告，是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生的。而且，这种影响几乎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所以，应当呼吁尽可能的科学家、学者到中学生中间去，这对于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和教育水平肯定有好处。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像华先生那样经常走到中学生中去的科学家极少。其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的学者都忙于自己的研究，更忙于申请或瓜分研究资金，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务正业（其实当年也有人这样说华先生的，而华先生有那样的地位就不怕别人说了），而到中学生中去，对于学者本人真不见得有多少很快就能够看得见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学的领导要的是升学率包括进重点高校特别是清华北大的比率。至于学生的素质和将来的前程，与中学的这些领导人无关，他们也未必希望有科学家或学者去他们那里，打扰他们的“正常教学秩序”。双方都没有积极性，事情怎么能够做成功？

当然，从好的方面想，即使学者想为社会、为下一代做贡献，他也担心学校方面是否欢迎，是否能够安排。而学校方面即使希望有学者到学校作报告，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科学素质，他们也担心学者是否有这样的愿望和可能。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需要一个中间的牵线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都可以做，关键是有人肯去做。当然，最好是能够形成一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