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以前，景德路42号是一家玉器作。玉器作就是做玉器的作坊，这是一家手工艺作坊，真正的“个体户”，没有学徒，主人名叫陈燮之。

由于都是门面房，早晨起来，七八点钟，就把“栅板”退下。“栅板”者，排门板也（栅，在这里苏州话音“色”）。一排十几块木板，每块宽约八寸，厚一寸许，门面多高，板就多长。过去的商店没有卷帘门，都用“栅板”。早晨拿下，表示开门营业，晚上上上，称为打烊。当时，像我这样七八岁、十来岁的邻家小男孩，这家窜到那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更何况我家与陈家只有一墙之隔。

玉器作没有柜台，空荡荡的门面只有两架“车床”。我至今不知道那制作玉器的设备叫什么，因为苏州人把制作玉器称为“车玉器”，而且其工作原理也与车床一致，所以我姑且称其车床吧。车床高一米多，坐着用两只脚踩，就像踩小学里的风琴那样。所坐的凳子比一般化学实验室里的高凳子还要高得多。所踩的是两根木条，约一尺半长，木条顶端是两根绳子，一上一下，带动车床的转轴。这里我说的尺寸大小，都是我的回忆，不见得准确。车床上有一个水槽，有水和一种深灰色的极细的沙子，金刚砂。这种车床集切、削、钻、磨等为一体，制作玉器的全部过程都在这车床上完成。

陈燮之先生1903年生，属兔的（网上资料称1912年生，大误），我呼之伯伯。太太早亡，我未见过，未续弦。他有两个妹妹终生未嫁，我称之大娘娘、小娘娘（苏州人称姑姑为娘娘（阴平声）），一直与陈燮之先生一起过。有一女一儿，女儿远嫁，儿子名祖瑜，小名鸿根，约大我十岁，我称之鸿根阿哥。有的时候，玉器作没有多少活，车床经常空着。陈燮之先生就端着水烟筒喝茶聊天，我去玩时，常常与我开玩笑。有一次，还让我坐到车床上去踩两下。有时活忙了，父子两人同时做，一人一个车床。

1955年，手工业合作化。陈燮之先生带着儿子陈祖瑜，一起参加了合作社，小娘娘也去了。大娘娘做的一手好针线活，能够做一般家庭妇女不能完成的丝绵棉袄、驼绒棉袄。

陈燮之先生，中等偏高的个子，红红的脸。好饮酒，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喝一点。终于在“困难时期”来临的1959年，脑溢血，突然死亡。他儿子祖瑜也是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七八十年代，我每次回家遇见他，他总会问我现在哪里，做什么。在90年代，据说就在自己家门口的人行道上突然倒下，送到医院后就亡故了。我猜想，大概他家都是高血压，因为陈燮之的父亲陈世科先生大概也不长寿。家母说，她也未曾见过陈世科，只见过陈燮之的母亲。

后来我才知道，陈燮之出身于四世琢玉之家，从小学习治玉。这是中国第一流的治玉世家，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治玉高手。而中华民国的国家权力的象征——国玺就是由陈燮之和他的父亲陈世科琢刻的。

192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议决：“制玉质国玺，文曰‘中华民国之玺’”。技正王褆负责监工并篆文，玉匠陈世科、陈燮之父子担负篆刻工作。

  另外，中华民国还有一枚羊脂玉打造的“荣典之玺”，为颁发勋章、发布褒奖令之用，也算一枚准国玺。该印玺亦由王褆、唐醉石书篆并监工，陈燮之琢刻。

这两枚印玺，是中华民国的象征，它超过了政府的任何物件。因为政府是要换的，“国家”是不变的。直至如今，在 “中华民国”领导人的交替仪式上，接受这两枚印玺总是最重要的事情。接受了它们，就象征着掌管了“国家”。

据家母说，解放前，陈燮之先生经常端着水烟筒向邻居们侃汪精卫如何如何，蒋介石如何如何，解放后，就再也不敢提制作国玺这件事情了。

陈燮之还为西泠印社琢刻了社玺。下面的文字抄自《西泠百年大事记》：

1933年，……刻白文玉社印。据《西泠印社三十周纪念刊》，刻印玉质，白文“西泠印社之玺”六字，辟邪钮。有边款：“岁在癸酉清明，印社成立三十年纪念，张志鱼赠玉，王福庵篆，陈燮之刻，丁辅之记。

有人会说，西泠印社的这些大艺术家不是都能治印吗？为什么还要请玉匠？原来这治印与材料相关，通常我们篆刻所用的材料比如寿山石等是软的，用篆刻刀即可，而重要的印玺用的是硬玉，自非刻刀所能胜任。这是两门不同的艺术。

解放后，陈燮之也曾为周恩来总理琢刻玉章一方。 

陈燮之先生作为治玉世家，当然不光治印，而且主要不是治印。他能做玉石立体摆件，当时苏州做玉石立体摆件的仅他及其子陈祖瑜。在1955年12月他携带儿子陈祖瑜参加苏州市雕刻工艺生产合作社之后，曾创作《和平万岁》立体玉雕艺术品。

陈祖瑜先生亦为治玉高手，能设计和制作，但是他也不幸早逝。

九十年代，景德路的那一段都拆迁了，朝夕相处六十年的邻居各奔东西。也不知道陈家这个五世相传的治玉世家如今还是否有人继承。

前排左起：周福民（木雕）、陈燮之（玉雕）、赵子康（木雕）、方裕庭（古琴弦）、阎照琳（通草堆花）、梁肖友（象牙浅刻）、薛庚耀（国画颜料）、叶金生（桃花坞年画刻版）、朱金海（红木小件）、阎照琦（通草堆花）；中排右三：魏阿毛（桃花坞年画套印）。

（图片取自网络，谨向原作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