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苏州人，从0岁到17岁都生活在苏州景德路44号，那里地处苏州市中心。虽然几十年生活在北方，做过自己家的地方还有好些，但是晚上做梦，只要是“家”，一定是苏州景德路44号，从来没有别的地方。

据家母告诉我，我家最早住在苏州东中市。中市这个名称就标志着繁华，它的西端是在《红楼梦》中被称为天下一二等繁华之处的阊门，东端是接驾桥。那里自古为“天下街市胜”，但在太平天国时焚于战火，战后重新建设，又有中兴气象。可是几十年后，倭寇侵我，中市街再被破坏，于是一蹶不振。从日伪时期开始，市中心的观前街，成为最繁华之处。家父在东中市的画室被焚于民国二十六年，但是一家人总要吃饭，于是，第二年，1938年，在景德路44号重开画室。

景德路44号原来是一家裱画店，字号“积宝斋”，主人名华道勤。华道勤先生是有名的裱画匠，苏沪一带的名画家如吴湖帆、吴待秋、樊少云等都找他裱画。由于许多画家常住上海，华道勤也就去了上海。苏州积宝斋盘给了华道勤的侄子华凤笙（家父家母都称他的小名阿宝）。但是很不幸，华凤笙先生遇到了一笔日本人的生意。由于耽误了交货日期，或应答言语“不当”，被抓进了宪兵队，打得两个多月不能起床。这样，他再也不敢开这个裱画店了，关门歇业。

华凤笙的老家在浒墅关附近。家父家母携我姐姐逃难（战争时城市会挨炸，居民出逃，现在电视上常常可见），就逃到华凤笙的村子里。回城后，原住处已经被炸毁，画室也已被人洗劫（有一些不怕死的，并不逃难，在城里趁火打劫）。于是，第二年就搬到了原来积宝斋的这个地方。

景德路44号是一个很普通的沿街的房子，楼下是门面，门面后头是客堂。楼上两个房间，前后两个房间之间是一个天幔。天幔是旧式房子的一种结构形式，即加了玻璃天窗的天井。这样，既增加了底层的室内面积，又改善了底层的采光。在客堂间后面还有一个灶披间，灶披间上面是阁楼和晒台。房子的主人据说在上海，连家母都没有见过他，来收房租的是他的代理人。房东有的只是一个房子空框，所有的门窗、地板、隔断等等装修都是积宝斋的，我家搬去，阿宝就把这些卖给家父了。我小的时候感到很奇怪，与别家不同，我家的墙壁都外加一层松木板，后来才知道这是裱画所用。到了50年代末，这些板壁、隔断等等都换了钱，填了肚子。天幔也因失修而拆除，成了天井，楼下砌了墙，黑乎乎的。

我家搬到了景德路，华凤笙先生的兄弟华凤鸣做了家父的学生，学习画人像。不过他没有出师，“逃”走了，后来知道，他去投了新四军。（我想起了老舍的《四世同堂》，年轻人逃出城去，参加抗日，绝非胡编）。华凤笙先生在解放后到北京进了故宫博物院，在那里裱画。他63年还到我家看望家父。我在北京读书时，家父曾让我去看望他，但是我以为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对裱画又不感兴趣，因而没有去。那时我真不懂事。

40年代，为了有固定的收入，家父做了职员。44号的门面上添了一个柜台，坐在柜台后面的是篆刻家张寒月先生。张先生少家父四岁，早年家中开米行，家道颇为丰裕。但他一心艺术，先学绘画，后专攻篆刻。早年受当时的绘画、篆刻界泰斗吴昌硕及其高足赵古泥先生指导，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成名甚早，二十五六岁时即与张大千、张善子昆仲过往甚多。结识萧蜕庵、陈迦盦、樊少云、吴待秋、吴湖帆等书画名家。那时也不得不摆摊以为人刻图书（苏州人称名章为图书，此亦古义）为生。张先生经华道勤先生介绍，曾去上海发展了几年。但是后来又回苏州。

张寒月先生自幼归依佛门，为居士，拜中国净土宗大师印光法师，法师为其取法名德经。因此，张先生终生茹素。家母说，张寒月天天青菜豆腐，豆腐青菜。在我家前面摆柜台多年，就像一家人一样。在空闲时曾为我（我那时还不甚懂事）用南瓜蒂刻下“大诚”二字名章，到了我略大些，见此名章，才知道原来这大诚二字还有如此写法。1974年春节以后，因为要请张先生刻一名章，我陪同家母去观前街承德里张先生的寓所。二十多年不见，张先生清楚地记得我家弟兄的名字，一一询问现在的情况。张先生后来百岁而终。现在还有人组织张寒月研究会，研究其艺术成果。

当我在六七岁真正记事的时候，景德路44号的门面上已经换写成了“程文祥湖笔庄”。程文祥先生是湖州人，比家父略长二三岁，我称之老伯伯。（过去，凡父亲之同事、朋友，无论略长或略少，均呼之伯伯、老伯伯。如张寒月先生少于家父，我也称之老伯伯。只有少父亲近二十左右岁的，才能称阿叔。这是过去的规矩。）程文祥先生住在通和坊，湖笔作坊也在那里，全家上阵做毛笔，在我家门面上是门市。但是在账台边上也有一个小桌子，做毛笔用的，在没有顾客时仍然可以做生活。程伯伯有二子一女，女儿礼英最小，一只眼睛不很好，比我大两岁。我们有时在一起玩，可是她还要干活，刚玩一会，就会被叫回干活，梳毛做笔。我要讲的是程文祥先生的长子，名礼荣，又名程良，比我大二十来岁，我称之程良阿哥。（现在网上都说他字礼荣，这个肯定不对，礼荣是他的名，他家这一辈都排一个礼字。至于程良，可能是他开始画画时给自己取的艺名。）

程良好画画，曾拜画家朱竹云为师。二十几岁的他，当时在苏州已经有的小名气了。我记得当时他画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两张画像，并排挂在店堂里，很是神气。

到1955或1956年，手工业合作化，程文祥伯伯和他们一家人都“合作”进了湖笔厂。程良经华凤笙介绍，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工作。他曾经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美工。解放后，中国的艺术重心无可争议的移到北京。在北京，程良结识了许多书画名家，得到他们的指导。在这方面，他有一个独特的其他人难以相比的优势，那就是他是一个做毛笔的高手。凭着他的谦虚好学，又能做得大师们最得手的毛笔，所以他得到了王雪涛、启功等许多名家的指导，终于成为有相当成就的花鸟画家，特别以画梅花著称于世。前三四年，程良先生不幸逝世了。

苏州景德路44号只有一丈来宽的小门面，在上世纪30-50年代，就联系着好几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我们的其他邻居，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现在，那里已经面目全非，都变成钢筋混凝土的商业大楼，与全国其它城市的商店没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