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大学生活（2）狂欢、原子弹和阿富汗国王

在1960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国庆节上午照例要进行群众游行，晚上则举行联欢晚会。无论是上午的游行还是晚上的联欢晚会，大学生都是中坚力量之一。

我们刚从农场回校，当然不可能参加需要预先演练的游行，不过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晚上的联欢会。

国庆晚上，天安门广场被划分为许多个小方块，每一个小块里是指定的一个或几个学校的群众，形成一个小区。小区里的人们沿周边围成几道人圈，席地而坐，中间可以由各学校表演节目。小区与小区之间由各单位派出的“标兵”隔开，这些标兵都佩戴着统一印制的纸质“标兵”标志，一个紧挨着一个，以阻止各单位的人员相互乱窜。

天慢慢黑下来之后，广场上华灯齐放，大喇叭震耳欲聋。放的大都是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晚会没有主持人，没有人宣布晚会开始。一个小区内的几个单位都到了，就开始有人开始在圈子内表演歌舞。当广场的大喇叭开始放集体舞的舞曲时，所有的围着圈的人便站起来开始跳舞。这种舞都非常简单，一教就会，跟着大家走就可以。舞曲就是几支最流行的革命歌曲。

由于平时人们很少放松，现在有机会数十万人一起唱歌跳舞，人们都是特别兴奋。所以，当时人们把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晚会称为“狂欢”。

由于是第一次参加晚会，我们好些人都比较拘谨，不肯跳舞，宁可站在边上做编外的“标兵”。但是，不一会儿下了一点雨，头上身上都湿了，站在边上冻得受不了，于是就一起跳起来，身上就说不清楚是汗水还是雨水。几十万人在雨中欢歌狂舞，真可算得上狂欢了。

大概到七点半或八点来钟的时候，广场南部就开始放礼花和烟火，礼花一起，把天空映得七彩斑斓，万众欢呼。大概是放15分钟礼花烟火。然后静一会儿，由各小区自己表演歌舞，接着又放起来舞曲，大家又一起狂舞。然后，再放烟火。

晚会放完几次烟火，各学校就开始收摊，集合步行到指定地点去乘车。我们学校的乘车点在西单往西，学校所有的车都拿出来运人了，每一辆车都挤到挤不上人为止（那时候没有超载一说）。回到学校夜已经很深了，大家都还是很兴奋。

国庆过后，就开始上课了。有些课程如无机化学是在阶梯教室上大课，大家都抢着早点儿去，争取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可以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这大概是学校的传统。一到下课，教学楼走廊上都是脚步匆匆甚至跑步而行的学生，都是赶到各教室去抢座位的学生。

学生们大都很自觉地用功学习，即使如此，学校对学生的纪律还是抓得比较紧的。比如周末（星期天）放假，学生必须在晚上八点钟以前回校。每个星期天晚上八点，我们全年级的学生都会集合点名，听辅导员老师讲话。

学校要求学生在晚上按时就寝，专门有学生在熄灯时间过后催促尚未关灯的房间关灯。仍有少数新生感到学习困难对自己又要求严格从而去教学楼“开夜车”。其实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上课时集中精力听好课是最重要的，开夜车往往得不偿失。教我们的教师都是很卖力气讲好课的，细致听讲记好笔记最有收益。

由于大多数学生在高中都学习俄语，所以我们的外语课分了三种班：英语快班，这是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少数人；英语慢班，他们从俄语改学英语，从ABC学起；俄语班，他们继续学俄语。这是195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50年代学俄语，许多俄语教师是由其他教师临时改学俄语的，现学现教。到60年代初，要改英语，英语教师缺乏，所以许多中学不得已还是让大多数学生学习俄语。

经过“困难时期”，学校大幅度减少招生，于是1964年科大进行了合系。新成立的近代化学系是由原来的化学物理系、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地球化学与稀有元素系、高分子化学与高分子物理系等四个系合并而成的，原来的四个系成了四个专业。由原来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主任杨承宗先生担任新成立的近代化学系主任。我们这一届是合并后的第一次招生，分成了5个班。我们都知道，我们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专业与国家的原子能事业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刚入校时似乎大家都不怎么提及“原子弹”，因为我国正在制造原子弹这件事，对于我们一般群众是严格保密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聆听了这个消息。看到了有人分发的《人民日报》号外，大家都非常激动，决心更用功地学习，好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作出贡献。当然，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正是在我们的系主任杨承宗先生的指导下，科学技术工作者与工人在一起，提炼出来了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铀元素。

杨承宗先生在晚年曾谦虚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中国科大南迁合肥后，由于安徽省客观条件的限制，放射化学专业停办，但是杨承宗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二次创业”，推动建立了钴源装置，使得学校的辐射化学专业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这是后话。

1964年10月底的一天，我们突然被通知要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欢迎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的集会。当时，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人民大会堂是一个非常神秘而光荣、神圣的地方，能够走近它已经不容易，更不要说是走到里面去开会了。

学校反复交代了进到人民大会堂里去的注意事项。例如不要随意走动，不要大声说话，不要趴在桌子上， 不要去动桌子上或桌子抽屉洞里的译意风（earphone，同声翻译用）等等。

能够去人民大会堂，大家都很高兴。首先，能够进入这样神圣的地方，又能够亲眼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当时的人们感到幸福的事情。另外，大家也很好奇这阿富汗的国王和王后是什么模样的。

在1960年代，中国还是非常闭塞的。除了北京、上海之外，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外国人（在北京或上海也很少见到）。在大街上如果出现一位金发碧眼或浑身漆黑的外国人，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围观，至少是远远的围观。人们只是在画报上，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彩色照片（能够看到这些画报的人也不多）。我住在苏州这样的“开放”城市的市中心，临街的房子，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过几个外国人。现在要去看一个外国的国王和王后，所以很是好奇。

学校早早地就把我们拉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们的位置还很靠前，六七排左右，只是靠边了。大家很规规矩矩地遵守着学校告诉我们的各项规定。我去过一趟厕所，第一次见到一排雪白锃亮的立式单人便池，很是感慨。

欢迎会后是歌舞表演，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一个节目，中央乐团的合唱《祖国颂》。这是当时很时髦的合唱。那激动人心的歌曲“太阳跳出了东海跳出了东海，大地一片光彩”，朗诵词“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又是最好的演员在演唱，足以使我们这些年轻人热血沸腾。

当时的阿富汗是一个开放向上的国家，经济也相对快速地上升。

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大学学习生活，会在不到两年以后的1966年6月画上休止符。幸运的是，在休止了12年之后，我能够在1978年继续学习，只不过换了一个专业、换了一个学校，在名义上也从本科生换成了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