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考研”与各高校的“地位”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出现了“反向考研”这个词语。反向考研这个词有一点费解，绝不是研究生导师去读研究生，而是指在人们心目中“地位较高”的学校的本科生去报考人们心目中“地位较低”的学校的研究生，即有些“985”或“211”或者网上排名较高的“双一流”学校的本科生，报考排名较低的学校的研究生。

我之所以用上面这样啰嗦的语句来说上面这句话，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规定高等学校的地位高低。所谓学校地位的高低，只是源自个别部门或单位所作的排名榜或准排名榜以及（可能由此形成的）人们的印象。但是，如果本文每提到这个问题都这样叙述，未免啰嗦，所以先作此说明，本文所说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某些排名榜上的或某些人们印象中的高低。

按照网络上一些文章的说法，人往高处走，报考研究生时，地位较低的学校的本科生总是想报考地位较高学校的研究生，以取得更为漂亮的毕业文凭，至少也应当报考同类学校的研究生。他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地位较高学校的本科生去报考地位较低学校的研究生，即所谓反向考研，那等于去抢其他人的饭碗，有人称是“降维打击”。

其实，各高等学校的实力即业务水平，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等级分明。学校大一些，排名靠前一点，并不一定什么都强。即使是北京那两个最有名的学校，很多专业也还是比不上其他的某些部属重点高校。

而有些地方的领导，却往往把这两所学校挑出来，重点宣传我们这里某某中学报送或考上这两所学校的有多少多少人，把它们吹上了天。当然也有吹嘘考上其他985、211、双一流学校的。它们这样做，其实只是在吹嘘自己的所谓政绩，或者给自己的地方或学校做广告。

也有人在就业问题上制造紧张空气，说某某单位非什么级别以上的学校毕业的不要，搞什么什么学历歧视如此等等。有没有单位搞学历歧视？当然是有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单位都如此。而反复强调和反复宣传上述不正当行为的结果，是给人留下了事实就是如此，不这样反而是“错误”的、反常的、个别的了。就像有些人总是“批判”说某地有“潜规则”，说来说去，很多人就真的依这种潜规则去办事了。

高等学校的业务水平毫无疑问是有差别的。最好的那些学校与最差的学校，总的水平差别确实很大。就像我们的高考考生，最高分段的考生与最低分段的考生，学习水平确实相差很大。但是，并不是高考分数差别几分就一定有多少全面水平上的差别，有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强一点，另一方面弱一点。至于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在大学学习的四年，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

各个高等学校也是如此，并不是好的一切都好，差的一切都差。各个学校是会有自己学校特色的。

可是，我们现在各个学校的特色似乎越来越少，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看齐，朝着一条道路去走。大家都要大而全，都是要呈现出“成果”最多。

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评判标准就是几个指标。同一的标准必定引起同质化。凡是这几个指标高的，排名就靠前，不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的，排名就靠后。排名靠前的，人们自然认为是“好学校”，好学生往那里去，单位招人也优先，于是“好”的就“越来越好”。同时，所谓“差”的就只能越来越差。

这样，我们的各学校之间的关系就像金字塔。而且，随着现在这样的评比和考核制度的不断向每一个角落里普及，这样的金字塔将越来越尖锐，上下之间的高度差别将越来越大。这种高度差越大，人们对于“反向考研”就越觉得不可思议，因而对这种现象的反感也越大。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需要许多高水平的大学才行。每一个专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学校的某一个小组所能够胜任的，它需要依靠许多水平相近而各有特色的小组的共同努力，或合作或竞争，既合作又竞争。这样才能够促进一个学科一个专业的发展，也才能够在这个学科中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这种合作或竞争的各方，必须水平相近，“旗鼓相当”，才能够进行。世界上没有一个学科的发展和繁荣是单靠哪一个学校单一的进步而取得的。百年来的量子力学发展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这些学校之间，当然需要有也必定会有人员的交流，不能只是“近亲繁殖”，学生的交流、研究生的录取，博士后交换，青年教师的流动等等，都是整个学术交流的一部分。只有这样频繁的学术交流，才能够促进学科的不断发展。

如果我们的高等学校之间，不是有相近的水平，而是水平高低相差很大，人员之间的流动（包括上面所所说的学生的交流、研究生的录取，博士后交换，青年教师的流动等等）被认为有“正向”和“反向”的差别，是向上走或向下滑，就很难做到上面所说的平等交流，很难共同合作取得突破，促进繁荣。

要使得许多高水平大学的出现，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不是用几个指标对大学进行急功近利的考核、考察、评比。要相信各个学校的领导，相信各个大学的教授，相信这些知识分子，相信他们是做事业的人。如果我们不相信各个学校的领导者，不相信这些教师，不相信知识分子，认为只有不断地评比考核才能够管住他们，才能够鞭策他们，“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每年十月，都是各项诺贝尔奖颁布的时候，从这前后我们各界对于诺贝尔奖的关心可以看出舆论的焦急心理，其实公众的焦虑往往是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它与领导者或学术界过于焦虑实际上会有相互影响，在这时候，特别需要学术界特别是其领导者，有一种“定力”，能够把握得住。一定要记得“欲速则不达”这句千古不变的格言。

我们现在常常忘记了这句话。对各高等学校频繁评比、考核，给各高等学校的领导者以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逐级传递到大学里的各级单位，学院、系、研究所，使得各学术小组、每一位教授都受到更加严酷的压力，也会传递到各位博士研究生甚至硕士研究生。这样做的结果还是只做出来大量的看得见的然而是平庸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学术上大的进步。

要想有大的实质性进步，非有大的改变不可。反对“五唯”已经喊了好几年了，上面的“一二三四”喊得很响亮，可是各个学校基层却在“原地踏步走”，甚至连嘴上的“一二三四”都不愿意喊。原因何在？还是在评比考察这把高悬在各学校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取下了这把剑，才有可能发挥各高等学校的主观能动性，让各学校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学校的领导比较开明，学校也才有可能不再“逼命”似的要求自己的教师，教师能够安心地做他们有兴趣的工作，教学能够搞好，学术研究可能会有创新，这样，学校也会办出自己的特色。各个学校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声望，这样，各学校之间的人员才能够有较为平等的往来。这样，也就不再有什么人往高处或低处走、什么“反向考研”、什么“降维打击”之类的奇谈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