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流与科研合作

最初，我们的先人想交流信息大概是用手势或啊啊的声音。以后，啊啊的声音变成了语言，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就可以比较方便和精确了。有了文字之后，就不但可以当面交流信息，还可以通过文字间接和远距离的交流和传播信息。文字还能够把信息存留下来，供后人学习或阅读。今天我们通过竹简和木牍，还能够看到两千多年前楚国士兵的家信原件。

两千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以类似这样的方法书写或印刷以交流与传播信息，只是文字不再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主要是写或印在纸上。

到了19世纪，人类有了电报和电话，这样，远距离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就可以不通过传送信息发布者书写或印刷的实物而是通过电流或电磁波来进行。

一开始，电话是人工报号、人工接线的，效率低下。后来就使用了机械的自动交换机。但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一些县城和农村地区在仍然人工报号、人工接线。

那时候，即使是本地的电话通讯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一般老百姓的家里是装不起电话的，1949年以后，一般也不批准普通老百姓个人家庭装电话，但是，在一定的计划下，个人（比如街上的杂货店）可以申请一个公用电话，有事情的人可以请他们“传呼”。传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把受话人找来听电话，另一种是把需要传达的信息记录下来，然后把记录纸转交受话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编演的京剧《雪花飘》，就是讲述这方面的故事，后来方荣翔先生还拍摄了京剧电视剧。

如果是异地的信息传播，打电话就很不方便，往往需要到电信局。由于线路拥挤，为了打一个长途电话，到电信局等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是正常的事情。所以，人们大多还是拍电报，简单而且迅速。不过拍电报按字数收费，人们必需把信息压缩到最简单的几个字。那时候，人们拿着“母病速归”的电报向领导请假是很常见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个人装电话才逐渐放开，一开始装电话还是很时髦的事情，不过也很昂贵，记得最初需要交三千多元钱的初装费。不过，后来初装费迅速减少，最后就免费了。

家里有了电话，个人信息的交流变得容易多了。那时候，电话拜年还时髦了一阵子。

也是在90年代，互联网开始传入我国。我们开始用email与国外通讯，交流信息。在那以前，向国外的刊物投稿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把厚厚的稿件寄出去，等回音，一次次的修改，加寄一些表格如版权授予等等，每一次信件在路途上就需要半个月。每一封国际邮件都要跑邮局，再加上更多的国内的各种信件、稿件、审稿、寄钱、取钱等等，几乎过两天就要去一次邮局。

国际邮件的邮费也是一个不小负担。出国的朋友回国，往往带回许多朋友的信件，到了国内比如北京，再把这些信件按国内邮件寄出。

一开始，很多外国编辑对中国人的姓名不了解。他们寄来的信件也让系里分发信件的同志很头疼。较早的时候，有把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当作姓的。后来双方都注意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中国人的姓氏过于集中，外国人只是写一个姓，名字只写字头，有时候就搞不清楚收信人是谁。比如，李是一个大姓，收信人为G.Li的，系里就可能会有两三个。常常只能先拆开，看看来信的内容，来决定是哪一位朋友的信件。

用email处理稿件后，这些问题就大大减少了。后来，国内的刊物也逐渐使用email来处理来回的稿件，这就使得信息的交流便利了许多。

进了21世纪，无线互联网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曾经在90年代被人称为“大哥大”的手机迅速普及，从2G、3G到4G，从只能打电话到可以收短信及图案，迅速发展到所谓“智能手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快得似乎没有了空间的阻隔。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可以立刻由手机视频传递到天涯海角。

信息交流的加快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人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也能够很好的娱乐和享受。不过，信息交流的加快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人们的隐私容易被泄露。人们总是有一些东西：不希望被别人知晓，更不愿意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上世纪末，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有人打视频电话，对于大家来说，这是很新鲜的东西。大多数人都会很吃惊，竟然还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看到对方。人们也很羡慕能够这样做的人，当时还不大敢想自己能够拥有。可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大家就都可以这样做了。人们只需要在电脑上加上一个摄像头，就可以通过互联网与远方的亲人视频谈话。又过了不几年，人们就拥有了智能手机，用微信的“视频通话”功能，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对方，只要对方愿意。

但是，并不像最初羡慕有视频电话时那样好像恨不得自己总跟对方面对面似的，如今人们在实际通话中，应用视频通话的情况仍然很少。除了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或自己的至亲外，一般人很少与人视频通话。即使是老朋友或至亲，大多数通话也不用视频通话。原因也简单，就是不想让对方看到非常随随便便的自己。人们总希望出现在屏幕上的自己比较光彩，形象要好一点，环境要好一点。而真要这样做，终归比较麻烦，要打扮一下，要整理一下房间，等等。为了省事，能够通话听到声音也就行了。更多的时候，为了自己或对方的方便，甚至都不通话，写上几个字就行了。

这些就是信息交流时，人们只希望传送出自己想送出的信息，而不希望泄露更多的信息。视频中往往含有过多的信息。

上面所说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信息交流情况。在我们的工作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

做科学研究，也非常需要相互讨论，需要信息交流。与自己课题组的合作者、学生或老师，与本校或外校、本国与外国的合作者，与世界各地的同行和兴趣相似的朋友等等做适当的讨论，是科学研究取得进展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这种信息的交流或对问题的讨论，科学研究将很难进步。如今信息交流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科学研究的进步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人们在信息交流时，也总有很多限制。主要的方面，是怕一些想法的过早泄露引起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这将导致很多名和利方面的争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如今各方面都是很看重科学成就的归属。

对于这个问题，我看一方面要注意交友，我们所选择的合作者应当是君子，而不是小人。也就是说，合作者需要相互信任，互相谦让，有团队工作精神，而不是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在这个方面，也需要较长期的合作，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在合作中加深了解，从而选择好可以真正合作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不涉及技术机密，不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或者说，在单纯科学问题上，也需要大度一些，不计名利，只要把问题研究好，把事情做出来就好。在名利得失的问题上，对于正常的科学工作者，合作就像交朋友一样，谦让往往是双向的，善意能够得到回报。两个正直的人，你信任我，我更信任你，你不计较小事，我也不计较，交往就能越来越深。

现在，国内的合作还是需要大大增加。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即考核机制还是有问题，对各单位的考核过于频繁和琐碎，因此各单位都太注意自己单位的名利。为此，单位把这种名利的压力分解，压在每一名科学工作者身上，使他们不得不对于名利斤斤计较。

其实，无论是教育还是科学研究，我们用不着那么“急吼吼”地成天去考核、去评比。科学研究的成果是需要科学工作者静下心来好好思考、认真钻研而得到的。研究的时候要一心一意，心无旁骛才能出结果。研究的课题要没有预设的研究时间的限制，才能够选择好。“急吼吼”只能“打短平快”，看那里容易见效果就往那里跑，能不用合作就不合作。信息只想输入，输出的只是所谓成果。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现在的政策引导即考核机制有关。

如果我们的考核机制比较宽松，人们不是追求“立等可取”的“科学研究”，而是真正去做有意义的科学题目。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合作，需要更好的信息交流。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给人们的信息交流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人们需要利用好这样的条件，做更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