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说年味

我们中国人每年要过两个“年”，一个是阳历年，一个是农历年。阳历年是正式的国家纪年，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在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的同时，还决定“采用公元纪年”。农历年则是我国传统的纪年，1914年将农历年元旦改称春节，至今108周年了。近几十年来，欢度春节的风气，一直浓烈，远远胜过正式的国家纪年元旦。所谓年味，也就只是指过春节的气氛了。

这些年，一直有人“吐槽”现在年味不浓，除了放假以外，好像感觉不到在过年了。

那么，什么是传统的年味呢？好像谁也很难用简单的几个词或几句话说清楚。我也没有这个本事，只是能够回忆起这些年来经过的春节前后的情景。

我生在上世纪40年代，不过，记得过春节的事情最早也是50年代的了。那时候快过年了，大街上各个“机关单位”的大门前，就要扎制牌楼，以粗大的竹子为主干，以松柏枝条为“皮肉”，悬挂灯笼，或写大字“欢度春节”。扎制牌楼，恐怕还是40年代和更早的传统。印象中到了50年代后期， “大跃进”以后好像就不大有了。

家里开始置备年货，而以购买“笋干”为最先，粗大的笋干需要浸泡、煮发，煮了又浸，浸了再煮。

最忙的行业恐怕是做衣服的裁缝和绱鞋的皮匠。那时候大人小孩的衣服，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买布后裁制的，小孩衣服自己可以做，大人的要略微讲究一点，请裁缝做。鞋也是自己做，不过绱鞋麻烦一点，就请皮匠（鞋匠）绱。过年都要穿新衣、新鞋，所以裁缝和皮匠就格外繁忙了。

剃头店和澡堂也是生意兴隆，由于都是老主顾，年底去剃头和洗澡，不免要多给一倍的钱，以感谢他们一年的服务。

各家置备年货，那时候也卖鞭炮，小孩子最高兴。不过，他们只有几百元（即几分钱）的零用钱，会做买卖的小贩就把“小鞭”拆开，一个一个小鞭炮卖给孩子。小孩子就在大街上放小炮，突然的一声，把路人吓一跳，于是骂一句“小赤佬”，继续走他的路。钱少的孩子还可以买放在“发令枪”里的“火药纸”，那东西便宜。当然小孩子没有发令枪，可以自己用铁丝做，利用橡皮筋的弹力，打响火药。也可以用两块麻将牌，用橡皮筋一扎，再拴上一根布条，把一颗火药夹在麻将牌中间，往上一扔，落下时在水泥地上一碰撞，就啪的一声响了。更简单的是水泥地上放一小块砖瓦碎片，碎片底下放一粒火药，用脚把碎片一拧，火药就炸了。这种小鞭炮或火药纸的响声，在年前后的街上此起彼伏，开学后就没有了。

大年夜，一般人家都要祭祖，仪式庄严肃穆。供上菜，盛上饭，筛上酒，点上香烛。从家长开始，依长幼次序给祖宗下跪叩头。最后烧锡箔纸。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说话，生怕惊吓了祖宗。

当然，小孩子最渴望的是吃年夜饭，那是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年夜饭不一定大年夜吃，可以提前到前一天（称小年夜），也还可以更提前几天。这种情况下，一般要请亲朋好友中的某一位或几位一起吃，饮酒猜拳行令，热闹非凡。今日我家请，明日你家请，后日他家请，都称年夜饭。到了真正的年夜饭，自己家人吃的就比较逊色和随便一点了。

苏州人初一早晨一般是吃“圆子”，那主要是糯米粉做成的，切上年糕丁，加糖一起煮食。我家通常在年夜饭后，大家一起搓圆子。晚上要封井（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家里有井），当然，提前在水缸里吊满水。

初一醒来，小孩子身边已经放好了新衣新鞋甚至新帽子。有时候，家里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布做新衣，也会用大人的衣服改制，并染色，看上去跟新的差不多。

我家的孩子每人能够得到一包零食，内装几颗糖果、一些花生、瓜子、小橘子之类的，这样小孩子就不再去大人桌子上几只果盘里随便拿干鲜果品了。桌子上整齐的果盘可以待客。

年初一人们相见，都会相互拱手，互道恭喜发财。不过走亲戚拜年，好像要初二和以后的几天了。

我家住在城市中心，年初一近中午，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到市中心附近游玩。大多数商店是打烊的，但是饮食业生意很好。街上的摊贩很多，以卖玩具的最多，竹木制的刀枪剑戟、气球、灯笼、空竹、孙悟空之类的假面具等等，都是小孩子们的最爱。一些郊区农民也制作了平时看不大见的小零食，拿到城里叫卖，例如腌金花菜（草头），腌脆梅等等。

那时候，各家经济大都不宽裕，所以放炮仗的人家不多，放烟花的则更看不大见了。只有小孩子的小炮和火药子的啪啪声，这里一声，那里一声。也有几个不知什么商店而不上班的青年店员，拿了锣鼓，在街上边走边敲，打出各种鼓点。这样的热闹，也就两三天。

我印象中5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年味，大致如此。

从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印象更深的是票证。为了照顾城市居民的春节供应，有关方面确实很费脑筋。越是经济状况困难的年份，发的票证越多。到春节的时候，大概能够有几十种票证吧。每人发一大张纸，大概有A4纸这么大，分成小的普通邮票那么大的块，编上号，一号票买什么，二号买什么，都有通知规定。而且要买到某种商品，往往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我记得有一年我早晨一大早天还没有大亮就去排队，排了两个小时队，终于买到一点黄豆芽。

60年代中期开始，我到北京上学。有几年春节是在学校过的，北方的同学一般都回家，南方同学大概有一半不回家。不回家的原因还是家庭经济问题，学生不想多花家里的钱。一般地说，南方人对于春节不回家比北方人开通，不回也就不回了。后来那几年又讲究“过革命化春节”，一般工人放假时间也很短。听北方农村的同学说，他们回家竟然还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南方同学都很惊讶。南方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对活人的跪拜礼就废除了，49年以后向老大哥学习，就更不兴磕头了。

70年代中期，我在东北的一个很偏僻的小农场过了几个春节。那里当时属辽宁，现在回归内蒙古了。农场比周围的农村要富裕些。过年大家都休息，印象深刻的就是杀猪喝酒。各家都喝酒，干部们喝得更多些。干部和群众对我都很照顾和看重，我虽然不善饮酒，但是也常常成为座上客，喝的次数很多。农民没有钱，所以放炮仗很少，好像就大队部放几个二踢脚和一串鞭炮。

正月十五前，各家都用水桶装上水，放屋外一个晚上，水没有完全冻上，只冻了一个冰壳。把水倒掉，冰壳取出，吊起来挂在房前，中间点上蜡烛，就是一个漂亮的冰灯。农民们还出来“扭会”，到各家门口扭，大家自娱自乐，都很积极。

80年代的济南，改革开放带来新气象。大家有了电视机，大年夜看电视剧，后来就看春晚。震耳欲聋的烟花炮竹响个不停，与过去我经历过的大不相同。大年初一早晨，天还没有全亮，就被炮竹声催起，赶紧吃早饭，因为说不定马上就回有人来拜年。那时候那里讲究大清早就拜年。给导师拜完年，就要到系里团拜。家属院、校园里到处都是脸上堆满了笑容的人们，这个系那个系的，只要有点面熟，就笑嘻嘻地拱拱手或握握手，说一声过年好。团拜开始以前，系里的工作人员也是大放鞭炮。

在80年代到90年代，物资的供应一年好似一年。大家的工资从1984年以后，也就一年多于一年。烟花炮竹也就一年盛似一年。炮声太响，产生的垃圾太多，空气的污染太重，医院收治的炸伤病人大增。到了90年代，在城市烟花炮竹终于走向了它的反面，被禁止燃放。

禁止燃放之初，禁放政策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拥护，至少在人们的口头交流时都是如此。当然，当时自媒体不发达，反对的意见，不容易表达出来。

春节清静了几年，有人忍耐不住冷清，要求允许燃放，于是有条件地开放了。开放过后，又是炮声震天，污染严重，于是再禁。

这四十多年来，我们的“过年”气氛确实发生了大的变化。

过去，年前要去准备年货，挤得一塌糊涂，忙得一塌糊涂，累得一塌糊涂。现在，吃得天天像过年，市场上的商品堆积如山，一年四季的蔬菜就像没有春夏秋冬一样。吃的食品、穿的衣服、用的家什，随时可以到市场买来，甚至不用去市场，手机或电脑上一个指令，就有人送上家门。

过去，过年主要忙吃的，现在不忙吃的了，过年的“主部”没有了。

过去，平时见不到亲戚朋友，逢年过节可以串门访友。现在，见不到的，想见可以随时视屏连线，至少可以在微信上写上几句话。有事情都说了，健康、生活、工作情况都知道了，过年还有必要再聚首见面吗？

过去，家家户户的生活状况大同小异，过年就是在家里吃吃喝喝，走亲访友。于是就有了过去传统的年味。

时代在变化，生活在变化，“年味”也必然要变。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生活，当然也不能有过去的年味。

现在一家有一家的过年方式，可以去游玩祖国的名山大川，可以去欧洲美洲非洲澳洲（这两年疫情是例外），可以在农家乐清静一下，也可以什么也不做，在家里发呆。这种多种多样的过年方式可能将是新的年味。